当我读到这位学者对待乡村教师的上述做法时，其实并不知道教师那本小册子里面的正文都写了些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马上就开始搜集整理自己能够找到的、关于该现象的一切相关资料。既然不能将拳头直接打在学者脸上，我要写的文章至少也可以维护一下乡村教师的名誉——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与其认为我是在维护乡村教师的名誉，倒不如将之视为一个虽然正直、但却没有任何影响力的男人心中所立下的良善意愿。我承认，在此之后没过多久，我便对这一决定感到后悔了，因为我很快就意识到，如果真打算去执行这一决定，必须使我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之上，才有可能办得到。一方面，我个人所拥有的影响力绝对不足以改变学者的想法，甚至不足以改变公众舆论对教师的态度，没办法换取他们对教师的支持；另一方面，教师本人必定也会注意到，我对他的主要意图，即证明大鼹鼠现象[372]的真实性，其实并不太感兴趣——我实际上是在为他的名誉据理力争，可是，名誉上的是非曲直，在他眼中看来反而是不言自明的，根本不需要任何人去为他辩护。于是，我不得不面对这样一项事实，即我这个想要加入教师阵营的人发现自己跟他之间其实缺乏交集，在现实中我不只没办法帮到他，反而可能还需要为自己想做的事情额外找一名合适的助手。不过话说回来，想要找到这名助手，本身就是件很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此外，我的这个决定还给自己造成了大量的工作负担。因为如果我真的打算说服其他人，那就不能够参考乡村教师小册子中的内容，必须得另起炉灶——毕竟连他自己也没能用小册子中的内容说服他们。实话实说，对他那本小册子正文内容的了解只会误导我，因此，在完成自己的文章之前，我特意回避了对它的阅读。是啊，我甚至都没有跟乡村教师联系过。尽管如此，他却通过一些中间人知道了我正在进行的调查，但是，他却不知道我究竟是在为他的主张忙碌，还是在反对他。是啊，他甚至有可能一度怀疑是后者，即便他后来矢口否认了，我也知道，因为我有证据，可以证明他曾经在我的调查道路上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障碍。他做起这些事情来可谓易如反掌，因为我为了完成自己的文章，不得不再次进行他之前已经进行过的所有调查，所以，他总是能够抢在我前面下手。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其实是针对我所使用的方法论而进行的唯一有理据的批评[373]。顺带一提，这类批评的出现实属不可避免，但由于我所给出的结论非常谨慎，甚至经常出现自我否定的情况，所以这类批评几乎没什么效力可言。除了上述之外，在其他方面，我的文章没有受到教师的任何影响，而且，恐怕恰恰是因为没有受到他影响这点，令我的处境有些尴尬，甚至显得十分难堪[374]，就仿佛以前根本没人调查过这种现象似的，就仿佛我是第一个去找那些曾经耳闻目睹了这种现象的证人们打听当时情况的人似的，就仿佛我是第一个将种种线索组织起来的人、第一个得出正式结论的人似的。当我后来读到这位教师的文章时——小册子里的这篇文章取了一个非常啰唆的标题：“一只鼹鼠，如此巨大，大到此前无人见过的地步”[375]——果然发现我们在基本观点上都不一致，尽管如此，我们却都认为自己已经证明了最关键的东西，即鼹鼠的存在。无论如何，这些个别的意见分歧还是阻碍了我与教师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至少就我这一方面而言，其实是不顾一切地期待着能够同他发展出友好关系的。然而，他那边却几乎已经对我生出了某种敌意。诚然，他表面上对我始终保持着谦卑有礼的态度，但越是这样，就越能感觉到他的真实想法。他认为我在他的毕生事业上对他造成了伤害，至于我所声称的自己对他很有用或者说可能很有用的主张，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种幼稚单纯的体现，实际上很可能是出于狂妄自大，要么就是想要欺骗他。最重要的是，教师多次指出，他过去所有的对手们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对他文章所持的反对意见，即便有意见，也只会在两人之间私聊、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提出；哪怕真的是公开提意见，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是口头说说；唯独我认为将自己的所有意见马上刊印出来很有必要。此外，那些真正关心此事的少数几个反对者——尽管他们的关心也只是浮于表面罢了——至少也会在表达自己意见之前听取他这位乡村教师的意见，也即此领域内的权威意见；反观我这个人，却只会从那些没有经过系统性地搜集整理、甚至部分有误的信息中推出结论，就算这些信息大体上是准确的，但无论对普罗大众还是对受过教育的人们而言，肯定都是不值得采信的。纵使只显露出最轻微的不值得信任迹象，也堪称这一领域内所能发生的最糟糕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