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丘处机如果不是作者，又该是谁呢？也是在乾隆年间，有人在明代天启年间的《淮安府志》里发现了这么一行文字：
吴承恩：《射阳集》四册□（方框里这个字原本就丢了）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淮安府志》，是淮安的地方志。我国有编纂地方志的传统，有县志、府志、省志，甚至一座名山、一座寺院，都会有山志、寺志。这些志书，会记录本地的地理、历史、物产、名人等。吴承恩是淮安的一位知名文学家，自然会被收到《淮安府志》里。通过这条记录，很多人就相信了：啊，原来《西游记》是吴承恩写的啊！
这个说法一直流传到民国，并且获得了鲁迅、胡适等几位大学者的认可。这样，“吴承恩是百回本《西游记》作者”就成了一个被大众认可的常识。
20世纪20年代，各书商出版的《西游记》开始署名“吴承恩”。此后出版的《西游记》都遵从胡适和鲁迅认定的结论，署名“吴承恩”。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想找1920年以前出版的署名“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不会有的。
可是光凭《淮安府志》的这行文字是不够有说服力的。因为有许多不利于这个结论的证据：
第一，根据这条记录，吴承恩的确写过一本《西游记》，但这很可能是本重名书，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游记》。
因为我们知道，同名的书，就像同名的人一样，太多太多了。先不说别的，就说丘处机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在很多场合都简称《西游记》，就和小说《西游记》是重名的。今天也是一样，假如你搜索一下《多媒体教程》《高考满分作文》之类，重名的很多很多。
所以，既然同名的书这么多，凭什么只靠《淮安府志》记录了吴承恩写过《西游记》，就认为一定是今天的百回本《西游记》呢？那条记录很简单，又没说多少卷多少回，也没说是本什么样的书。
离吴承恩不远的明末清初，有个大藏书家黄虞稷，他家的藏书处叫“千顷堂”，里面的书非常多。他编了一个目录，就叫《千顷堂书目》。我们翻一下就会发现：这里面竟然收了吴承恩的《西游记》，而且赫然标明，它属于“地理类”！
黄虞稷比吴承恩不过晚四十来年，他又是大学问家，一般来说不会犯错。在《千顷堂书目》的“地理类”里，既有吴承恩的《西游记》，又有《东游录》《南游记》《游山志》这样的书名，甚至还有《徐霞客游记》，这些都是旅游的“游记”，而不是一部神话小说！所以，吴承恩确实是写过一本《西游记》，但很可能就是一本旅游书！
第二，古代的文人的本职工作，是要读四书五经，考秀才、举人，图谋做官。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会去写这种通俗小说。即使写了，也多用一个化名。比如《金瓶梅》的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到现在也没搞清楚这位“兰陵笑笑生”是谁，因为他本来就没有想留下真名实姓。
既然写通俗小说没有那么受人尊重，所以文人哪怕是写了，也只是赚笔稿费，不会大张旗鼓地宣扬。地方志、史书，会把有名的人物收录进去，同时也会收录他的重要著作。但是，这样的官方出版物，一般只会收录这人的文集、诗集，以及学术专著。即使他写过通俗小说，也很难被收录进去。世德堂本《西游记》只留下了一个“华阳洞天主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外，在商业宣传上，一部畅销书署上王小明、张建国、李大庆之类，谁能记得呢？当然不如一个“兰陵笑笑生”宣传作用强了。真名的知名度绝对比“行走江湖”用的笔名差得远。
第三，这部百回本《西游记》，里面对“承恩”两个字，用得十分随意。比如第七回说：“偷桃偷酒游天府，受箓承恩在玉京。”第九回说：“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走。”尤其是第二十九回的标题，就写作“脱难江流来国土，承恩八戒转山林”，这里“承恩”和“八戒”直接连在一起，要知道八戒可算不上太光彩的人物。这几个地方，换个什么词都行，何必非得把自己的名字嵌进去。
在前面的章节，讲到和名字有关的法术时，我们提到过：古人对名字是很重视的，不会乱用。因为这里隐含着一种避免名字受到伤害的原始思维。甚至今天，你想想你自己的名字，会不会随意写在文章里？
古人更是如此。例如有人给属下写信，要写自己的名字时，他就画个圈代替一下，或者写个“某”字代替，这就叫“自讳其名”。这种情况不在少数。除非吴承恩实在心大。
所以，直到今天，《西游记》作者是不是吴承恩，还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定论。只能说，这个说法成为公众的常识，已经有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既然没有一个更好的候选人，我们就姑且先承认，在《西游记》上署名“吴承恩”是合理的。
其实《西游记》作者是张三还是李四，倒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讨论这个问题，会知道古代小说的特点，以及一部古代小说署名是谁，这件事意味着什么，而不是想当然地用一种现代眼光去看待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