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布亚长四百里，宽一百三十里，面积为四万平方里。它就坐落于南纬0°19′与10°2′及东经128°23′与146°15′之间。正午时分，当大副测量太阳高度时，我望见了阿法勒克斯山的山顶，山峰层峦叠嶂，山巅尖耸入云。
这片1511年由葡萄牙人弗朗西斯科·塞拉诺发现的土地，后又相继于1526年由何塞·德·梅奈西斯，1527年由格里哈尔瓦，1528年由西班牙将军阿尔瓦·德·萨阿维德拉，1545年由胡伊戈·奥尔特斯，1616年由荷兰人舒滕，1753年由尼古拉·斯吕克，1792年由塔斯曼、当皮耶、卡特雷、爱德华兹、布干维尔、库克、弗雷斯特、麦克克鲁尔、昂特卡斯托，1823年由杜普雷，1827年由杜蒙·乌尔维尔造访过。“此处是占据整座马来西亚岛的黑人聚居地。”德·里安齐先生如是说，我从未曾怀疑过本次航行将使我有缘得见可怕的安达曼人。
“鹦鹉螺”号已来到了世界上最危险的海峡入口处，即便最大胆的航海家也不敢轻易穿越，路易斯·帕斯·德·托雷斯在从美拉尼西亚的南部海域返航时，曾面对这座海峡，1840年，杜蒙-乌尔维尔搁浅的护卫舰就差点在此连人带船悉数沉没。“鹦鹉螺”号虽不曾将海洋的种种危险放在眼里，但还是得好好面对这珊瑚暗礁。
托雷斯海峡宽约三十四里，有数不胜数的岛屿、小岛、岩礁、岩石，航道阻塞，极难通行。因此之故，尼莫船长穿越前，做足了充分准备。“鹦鹉螺”号以中速漂浮于海面上。螺旋桨犹如鲸鱼的尾翼，慢悠悠地扑溅着浪花。
我和两位同伴全都坐到了总是空无一人的平台上。我们面前升起了舵笼舱，我总是觉得尼莫船长就在舱内，亲自指挥着“鹦鹉螺”号。
我亲自审视着详细的托雷斯海峡海图，海图是由水文地理工程师万桑东·杜姆兰与海军少尉库普旺·德斯布瓦——如今他已是海军司令——绘制的，杜蒙·乌尔维尔最后一次全球航行时，他就是参谋部的一员。它与金船长所绘的海图厘清了这座杂乱无章的海峡通道，同时跻身于最佳海图之列，我极其仔细地研究着它。
“鹦鹉螺”号四周，大海正在翻腾咆哮。东南方与西北方的浪流以2.5海里的时速滚滚而来，撞碎在不时露出海面的珊瑚上。
“这海可真够暴脾气！”内德·兰德对我说。
“太狂暴了，”我回道，“‘鹦鹉螺’号这样的船应该也会吃不消。”
“这该死的船长，”加拿大人又说，“必须得非常熟悉这条航道才行，因为我看到一大堆珊瑚只要轻轻擦碰这船，船就会被撞得粉碎！”
确实，情势万分危急，但“鹦鹉螺”号在这险象环生的暗礁丛中，似有魔力般轻松滑过。它并未走“星盘”号与“勤勉”号的航路，正是那条航路差点要了杜蒙·乌尔维尔的命。它航向偏北，沿莫里岛航行，再回至西南向，朝坎伯兰航道驶去。我本以为他会穿越坎伯兰岛，但它却折向西北，穿过大量鲜为人知的岛屿和小岛，朝汤德岛及恶意岛驶去。
我心想尼莫船长是否太不谨慎，太疯狂，竟想穿过这条杜蒙·乌尔维尔的两艘护卫舰搁浅的通道，谁知此时航向再变，径直往西插去，驶往格伯罗岛。
当时已是下午三点。波涛翻涌，潮汐疯涨。“鹦鹉螺”号驶近这座岛屿，我已能望见潘达纳斯棕榈树林的边缘地带。我们与之相距已不足两海里。
突然，发生撞击，将我翻倒。“鹦鹉螺”号刚触上了一块暗礁，一动不动，唯左舷轻轻摇晃。
我站起身，发现尼莫船长和大副都已在平台上。他们查看了一下船的状况，用外人难以理解的方言交谈了几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