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我醒来时，头脑特别轻灵。令我大为吃惊的是，我竟然已在卧室。我的同伴应该也已返回了自己的舱房，他们应该也像我这样，返回的时候毫无知觉吧。那晚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一无所知，我也是茫然不知，若想揭开这谜团，就只能看将来的运气了。
我一心想着离开房间。我现在是自由身，还是囚犯呢？应该是自由了。我打开门，往走廊走去，登上中央舷梯。晚上关闭的舱门也已打开，我来到了平台上。
内德·兰德和孔塞伊正在那儿等我，我问了他们，他们也是一问三不知。睡得很沉，毫无记忆，对自己竟然返回舱房极为惊讶。
至于“鹦鹉螺”号，我们觉得它仍一如既往地平静、神秘。它漂浮于海面上，航速缓慢。似乎船上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内德·兰德聚精会神地盯着海面。海上荒芜一片，加拿大人在地平线处什么也没发现，既无风帆，亦无陆地。一阵西风猛地袭过，海浪骤起，船明显地晃动起来。
“鹦鹉螺”号更新空气后，又回到了水下十五米处，以便能迅速返回海面。1月19日一整天，这种操作方式一反常态地重复了好几回。大副登上平台，船内又回**起了平常所说的那句话。
尼莫船长仍未现身。船上的船员，我只见到了毫无表情的侍者，他如往常那般，一声不响地按时给我们送来饭菜。
近两点，我在大厅里，正忙着记笔记时，船长打开门，出现了。我向他打了招呼。他难以察觉地回了礼，没说话。我接着做事，希望他能对我解释前一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什么也没说。我注视着他，只觉得他神态疲惫，双眼血红，应该是没怎么睡觉；他脸上现出深深的悲哀，那是一种真正的忧伤。他来回踱步，坐下又起身，随手拿起一本书，却又立马扔下，看了看仪器，却又不似往常那般做记录，他似乎一刻都没法消停。
最后，他朝我走来，对我说：
“您是医生吗，阿罗纳克斯先生？”
我未料到会有这一问，愣愣地看了他一会儿，没有作答。
“您是医生吗？”他又问了一遍，“您的好几名同事都学过医，像格拉迪奥莱，莫甘·唐东，还有其他人。”
“确实，”我说，“我在医院里当过内科医生。去博物馆之前，已行医好几年。”
“太好了，先生。”
我的回答显然让尼莫船长很满意。我不知他目的何在，便等着他再次提问，以便看情况回答问题。
“阿罗纳克斯先生，”船长对我说，“您是否同意去看一看我的一名船员？”
“你们有人生病了？”
“是的。”
“我这就跟您去。”
“请走。”
我得承认我的心狂跳不已。不知为何，我总觉得船员生病与前一天晚上的事情有某种关联，这谜团至少和这病人一样同样让我忐忑。
尼莫船长领我来到“鹦鹉螺”号的船艉，让我进入一间坐落于水手值班室边上的舱房。
舱内有张床，躺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人，看得出精力充沛，是个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我向他俯下身。此人不仅仅是个病人，还受了伤，头部缠着血淋淋的绷带，正躺在双层枕头上。我取下绷带，伤员圆睁双眼瞪着我，任我行事，却未发出哪怕一声呻吟。
伤口很可怕，颅骨被钝器砸碎，**裸地露着脑子，脑容物遭到了严重擦伤。一大片血液凝结成块，显出酒糟色。这既是脑挫伤，又是脑震**。病人的呼吸极其缓慢，脸部肌肉不时抽搐。整个脑部均有炎症，所以情绪和行动均已不听使唤。
我测了测伤者的脉搏，时断时续。四肢已渐显冰凉，我看得出死亡已然临近，已无力回天。给这不幸的人包扎好伤口后，我又将他头部的绷带整了整，向尼莫船长转过身去。
“是在哪儿受的伤？”我问他。
“还重要吗！”船长答非所问，“‘鹦鹉螺’号遭到撞击，撞断了机器的操纵杆，砸到了他。您觉得他现在怎么样？”
我犹豫着，不知如何回答。
“您大可讲出来，”船长对我说，“他听不懂法语。”
我朝伤者看了最后一眼，回答道：
“两小时内就会死亡。”
“没办法救他吗？”
“没办法。”
尼莫船长的手**起来，潸然落泪，我没想到他还会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