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特别注重研讨辽、金、元三朝历史，部分原因是为后金政权寻找历史和法理上的合法性。为此，他多次特意指出：这些朝代都是“夷”民族在中国境内建立的政权。言外之意是：属于哪个民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人民是否有恩德。这样的见解，就是放在今天也应是足够精彩。还有另外部分原因是，皇太极显然在寻找并汲取上述少数民族政权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
从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讲，相对于中原农耕文明地区的汉族文化而言，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属于一种截然不同的游牧渔猎文明的异质文化。世界文化发展史表明：在两种文化剧烈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优质或精华部分相互结合后，会孕育出更加灿烂饱满的文明花朵和果实。同时，另外一种情形也不在少数，即不同文化中劣质或糟粕部分同样具有异性相吸的强大力量，从而，催生出千奇百怪的恶之花，结出足以令人目瞪口呆的丑陋怪胎。这种情形，在人类发展史上屡见不鲜。历史事实表明，辽、金、元三个政权，在其建立之初，全部具有似乎可以无敌于天下的力量。然而，在吸纳了汉族政治文化传统之后，这三个曾经生机勃勃的政权，大体都迅速衰变，其堕落的速度惊人，其腐败的花样百出，其朽烂的深重程度，全都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意料。
有证据表明，在皇太极执政之初，这种情形已经在后金政权高层初露端倪。
努尔哈赤刚刚死去的服丧期间，据说代善和皇太极十分悲恸，在家素衣素食哀悼乃父；莽古尔泰兄弟和妹妹则将歌舞伎召到家里，大排盛宴，欢歌燕舞，不知是否与努尔哈赤逼死他们的母亲有关。
有一次多尔衮出征，按照惯例，皇太极率领诸贝勒大臣出城送行。多尔衮的亲弟弟多铎以避天花为名，实则很快乐地躲在家里和妓女们厮混。当时，他身着优伶服装，学习“傅粉”之态。（王先谦《东华录》，崇德四年五月）其情形，大约就是涂脂抹粉，男身女态吧。
战争中，前线军帐里甚至出现过召歌舞伎和优伶吹弹歌舞之事。（《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一）
翻检史书，这种情形和元朝末期“以肉阵为军阵，以酒令为军令”已经相去不远。
这种情形，可能是皇太极吸取历史经验，以霹雳手段严明执法的重要原因。平心而论，若没有他的努力，他的后继者想要入主中原，恐怕远远没有那么容易。
在皇太极的诸多作为中，肯定还有一个动机也在发挥着重大作用，那就是尽可能削弱其他大小贝勒的权势、地位与影响，将权力最大限度集中到自己手上，从而形成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动机的形成，大体与下列因素有关：努尔哈赤在世时威厉暴烈、一言九鼎的影响；后金政权整体形势的发展；建功立业的冲动；威权日重后的心理膨胀；还有一个绝非不重要的因素，即汉族官员们极力、大量的怂恿。
这个话题敏感而令人颇费踌躇，但却很可能是事实。皇太极继位之后，立即开始重用汉族官员，并通过各种方式大量选拔汉族儒生进入政府机构。他们对于后金政权的国家管理、缓解内部民族矛盾肯定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同时，翻检史料也会很容易发现，这些汉官发表了数量不小的言论，核心思想在于抨击八大贝勒共治国政制度，反对四大贝勒并肩而坐，要求皇太极独坐称尊。这些汉族官员大声疾呼，为皇太极“虽有一汗之虚名，实则无异于一旗之贝勒”的情形鸣不平，对这种状况表现出了真诚的痛心疾首，并且断言，凭借八旗铁骑，即便拿下中原，也必将在数年之内错乱不已，终至不可收拾。（《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五进狂瞽奏》）结论则是不言自明：仿效明朝“君权至上”的集权制度，对后金政权进行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