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猛无畏地进击敌人，则敌人必然仇恨；奋勇当先地屡立功勋，则众人必定妒忌；任劳必然召怨，蒙罪才会有功；怨不深，政绩就不显著；罪不大，功勋就不能成；对于那些功臣能臣，诽谤信装满了皇帝的抽屉，毁他的谣言充斥了皇帝的耳边，这一切，自古以来无不如此呵。
袁崇焕所说的所有这一切，的确真实地、历时数千年地存在于我国的政治历史之中。这一次，袁崇焕在应该可以理解的状态下，不那么慎重地做出承诺之后，再一次给皇帝写信，信写得同样中肯而痛切：
帝国辽东事业，在渐进而不在突进，在务实而不在虚张声势。用人与被用之人，掌握在皇帝手中，怎样才能够用而不贰、信而不疑是其关键。驾驭边疆文武和驾驭朝中诸臣大不相同。原因在于，边疆乃多事之地，一日数惊是为常事；军中可惊可疑之事更是特殊地多，故请求皇帝能够只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瑕疵；责任重大，造成的冤家就多，于是，所有有利于封疆大事的，都会不利于做这些事情的人本身。何况被逼急了的敌人，也会从中实施离间之计，因此，做边疆之臣实在很难。本来陛下爱臣知臣，臣可以不必这么疑惧；只是其中关系重大，我不敢不让您知道呵。
袁崇焕仿佛一语成谶。他所说的一切，在后来的岁月里一一应验，而且惨烈了不知多少倍。
到了辽东前线之后，袁崇焕才知道，在他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辽东前线已经早已不是一年前的老样子了。就如熊廷弼、孙承宗当年面对的一样，一切都在重复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的老故事：大明帝国军队里的军官们又开始公开喝兵血、贪冒军饷，士兵们经常无法领到足额的粮饷，有时干脆就根本领不到饷，民心士气又一次散掉，花费巨资修建的锦州、杏山、高桥等地城防，也都先后陷入后金汗国之手，并再一次被毁掉。
袁崇焕刚刚来到山海关，连续四个月领不到军饷的宁远士兵便发生哗变，着实给了他们的老长官一个下马威。袁崇焕星夜驰往宁远，一边平息哗变，一边向朝廷请求足额按时调拨军费，并开始着手整顿部队。
据说，崇祯皇帝看到袁崇焕申请军费的报告后，其反应是：“带兵的人对士兵如果真能像家人父子一样，他们自然就不敢叛，也不忍叛。不敢叛者，是因为畏其威；不忍叛者，是因为怀其德。怎么就会发生哗变呢？”（《烈皇小识》卷一）皇帝所言，固然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却也透出了一股浓浓的、让人觉着很不好惹、伴君如伴虎的那股味儿。那话里话外的意思仿佛是：看来，袁崇焕也是个俗人，除了要军饷没什么新鲜的。他对袁崇焕恩宠备至仅仅是不久之前的事情。生长在深宫膏粱之中的小皇帝似乎不知道人是要吃饭的道理，很有点质问袁崇焕何不率领将士们在精神上食肉糜的意思。最糟糕的情形是，他甚至可能觉得袁崇焕是在以兵变为借口，向皇家勒索军费。
平心而论，在这件事情上，袁崇焕的确没有做错什么。
袁崇焕真正做错的，是诛杀毛文龙。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其严重程度超过了他再次回到帝国官场。后来，袁崇焕被崇祯皇帝杀死时，诛杀毛文龙是其重要罪名之一。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袁崇焕罪有应得——别说他勾引满洲鞑子到北京来杀人放火，就凭杀死毛文龙这一条，袁崇焕就死得不冤。再后来，袁崇焕被皇太极设计冤杀的内情大白于天下之后，人们又为袁崇焕感到痛惜。为了替他遮掩，于是再努力把毛文龙骂得狗血淋头，一无是处。乖戾而无体面可言的政治文化传统，造就了乖戾而无体面可言的历史学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其实，毛文龙既没有当初人们说得那么好，也没有后来大家说得那么坏。只是，对于大明帝国和后金汗国来说，他的存在与否非常重要。因此，袁崇焕将他杀死，实在是熔九州之铁都无法铸就的大错，是令亲者痛、令仇者快、令历史嗟叹不已的大错，其影响称得上既深且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