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二六年，一位品行端正、热爱文学的英国青年远赴意大利，他在巴黎稍作停留，并向各界递上随身携带的介绍信。由此而结识的一位熟人将他引荐给安赛洛夫人，她是一位知名剧作家的妻子，每周二晚上都会在家接待各方来宾。小伙子在聚会上环顾左右，很快就留意到了一个神采飞扬地与其他几位客人交谈的矮胖男子。这人留着显眼的胡须，戴着假发，下身穿一条非常显胖的紫罗兰色裤子，上身是一件带燕尾的深绿色外套，内衬丁香色马甲与褶边衬衣，领巾在脖子上打成蓬松的结。这套装扮实在是古怪，英国人忍不住打听那是何许人也，同伴说出了一个名字，但他想不起来那是谁。
“他让大家都很不自在，”那位法国同伴继续说道，“他是个共和派，却在波拿巴手下当过差。照眼下这局势来看，听他说那些冒冒失失的大话恐怕还有些危险呢。他有一阵地位挺高，还跟着那个小科西嘉人去过俄罗斯，这会儿他讲着的没准就是那家伙的什么故事。他可是攒了一肚子这种东西，一逮着机会就拿出来讲个没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找个机会给你介绍一下。”
机会很快就来了，矮胖子亲切地与这位陌生人打了招呼。东拉西扯了几句之后，小伙子问他是否去过英国。
“去过两回。”那人答道。
他说自己去过伦敦，当时和两个朋友一起住在塔斯维托克旅馆。然后他咯咯地笑了起来，说自己刚好可以讲讲在那里碰上的一场奇遇。他在伦敦无聊得要死，就对身边的男仆抱怨说，这里连个有意思的伴儿都找不着；而男仆却以为他想找女人，于是在四处打探之后，他给了主人一个位于威斯敏斯特路的地址，告诉他可以在第二天晚上和朋友一起去，准保能够快活一番。结果他们发现，威斯敏斯特路位于一处贫穷的郊区，贸然前往恐怕有遭遇抢劫或者谋杀之虞，其中一位朋友就不愿意去了。而另外两个人则带好了手枪和匕首，坐着马车去了男仆给的那个地址。他们在一所小茅舍前下车，三个脸色苍白的年轻妓女出来把他们迎进室内。他们坐下来喝茶，最终还在那里过了夜。脱衣就寝之前，他刻意把手枪搁在床头柜上，让陪他的姑娘吓了一大跳。英国小伙子尴尬地听着眼前那滑稽的矮胖子讲故事，他讲得既精细又露骨。终于回到同伴身边之后，这位年轻人忍不住大吐苦水，他们分明只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结果还不得不听人家讲了那么一个故事，真是让他既震惊又难堪。
“他说的话你一个字都不要信，”同伴笑道，“大家都知道他是个**。”
小伙子脸红了，为了改变话题，他转而提起了那矮胖子告诉他的另一件事：他曾经给英国的评论刊物写过文章。
“对，他是写过不少这种糊弄着赚钱的文章，还自费出了一两本书，反正也没人看。”
“你刚才说他叫什么来着？”
“贝尔，亨利·贝尔。不过他算不得什么人物，他没有那个才气。”
我必须在此声明，以上场景纯属虚构，但这样的一幕很可能确实发生过，而且它也能够相对准确地反映出同时代的人们对亨利·贝尔的看法，如今的我们更为熟悉的还是此人的另一个名字——司汤达。他当时四十三岁，正在创作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拜起伏不定的生活所赐，他拥有在其他小说家之间极为罕见的丰富经历。他与无数形形色色的人们一道投身于那个剧变的时代，并由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汲取了对人性最为广泛的认识。而即便是对人类的观察最为敏锐细心的学者，也只能以他自己的性格为媒介去认识他们，学者们无法了解人们的真实样貌，他们所知的只是人们在他们心目中被其独特性格扭曲过的印象。
亨利·贝尔于一七八三年在格勒诺布尔出生，他的父亲是一位在当地算得上既有钱又有点地位的律师，母亲则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名医之女，但是在他七岁那年就过世了。在这短短的几页纸中，我只能简要地将司汤达的生平加以概括，因为我需要一整本书的篇幅才能充分讲述他的一生，并且还要为此深入探究当时的社会与政治历史。不过幸运的是，早就有人写好这样的书了，倘若对《红与黑》兴趣浓厚的读者有意了解其作者生平，而我书中这点内容又远远不够，那么我建议各位不妨读一读马修·约瑟夫森编写的那部生动而翔实的传记：《司汤达：对幸福的追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