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觉得，一个州是自由州还是蓄奴州，就跟他的邻居选择在农场上种烟草还是养牛一样，他根本不关心。但是，大多数人类都与他的意见相左：他们认为蓄奴制是不道德的。”
道格拉斯来回穿梭于州内，一次次地大喊，林肯要给黑鬼以平等的社会地位。
“不，”林肯回击，“我为他们争取的，仅仅是，如果你不喜欢他，那就不要理他。如果上天对他鲜有馈赠，那就让他享受那一点馈赠吧。在很多方面，他跟我都不是平等的，但是，他跟我一样，跟道格拉斯法官一样，跟所有人一样，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享有用自己双手挣面包吃的权利。”
在一次又一次的辩论中，道格拉斯指责林肯想让白人“拥抱黑人并与他们通婚”。
无奈之下，林肯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反驳：“我反对这种说法：不想让黑人女性做我的奴隶，就一定想让她做我的妻子。我五十岁了，至今不曾让黑人女性做奴隶，也没以黑人女性做妻子。有足够的白人男性娶白人女性为妻，也有足够的黑人男子娶黑人女子为妻，看在老天的份上，就让白人跟白人结婚，黑人跟黑人结婚吧。”
道格拉斯努力回避问题，并试图把问题变得模糊。在林肯看来，他的论述非常无力，就像“用饿死的鸽子的影子煮的汤一样索然无味”。他“遣词造句可谓奇妙，但却空有其表，华而不实，硬把马栗树说成栗色马”。
“我不禁自觉愚蠢，”林肯继续说，“因为我要回应那些根本不成立的论述。”
道格拉斯满口谎言，他知道自己说的是假话。这一点，林肯当然也知道。
“如果，”林肯回应道，“一个人能站起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二加二不等于四，我知道他已经豁出去了。我没法把自己的观点强塞到他的脑袋里，也没办法让他闭上嘴巴。我不想把道格拉斯法官称为‘骗子’，但是当我和他正面交锋的时候，除了‘骗子’，我实在想不出别的称谓了。”
斗争依然激烈地进行着，一周接着一周，林肯也一天接一天地进行抨击。其他人也加入了冲突，莱曼·杜伦巴尔大骂道格拉斯是“骗子”，还声称他是“世上最可恶、最厚颜无耻的人”。著名的黑人演说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来到伊利诺伊州，也加入了对道格拉斯的声讨。布坎南派民主党人对道格拉斯的谴责可算得上凶猛恶毒。脾气火爆的美籍德国革命家卡尔·舒茨，也在外来选民面前控诉他。共和党人的报纸更是在新闻头条上称他为“伪造犯”。党内产生了内讧，他自己也受到各方的批评和追击，道格拉斯一时间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绝望中，他给自己的朋友亚瑟·F.林德发去电报：“地狱之犬来追我了，看在上天的份上，林德，快来帮我击退它们。”
电报操作员把电报的内容卖给了共和党人，于是又上了数十份报纸的头条。
道格拉斯的敌人高兴地大喊大叫，从那天起，直到他去世，电报的接收人一直被称为“看在上天的份上林德”。
投票日当晚，林肯一直待在电报室，阅读发回的投票结果。看到自己输了，他立即启程回家。天空下着雨，夜色漆黑忧郁。回家的路中间高两边低，又湿又滑。突然，一只脚打滑，绊了另一只脚。不过他很快恢复了平衡。“只是打滑了，”他说，“没有摔跤。”
不久之后，他在一份伊利诺伊州的报纸上读到一篇社论。上面是这样写的：
毫无疑问，可敬的亚伯·林肯是所有试图在伊利诺伊州立足的政治人物中最不幸的一个。看起来，在政治上，他无论做什么都注定会失败。他在政治上已经遭受了太多的挫败，若是一般人，恐怕早已失去生活的勇气。
有这么多的人赶去听他跟道格拉斯的辩论，这也让林肯相信，他可以通过演讲挣一点钱。于是，他准备了一个关于“发明与发现”的演讲，在布卢明顿租了一个会堂，雇了一位年轻的女士站在门前卖票——结果没有人来听他演讲。一个都没有！
于是，他再次回到了那个墙上带着墨水污迹的、肮脏的办公室，那个种子都能在书架上的灰尘中生根发芽的办公室。
他真的该回去了。他已经远离法律六个月了，这期间没挣一分钱。如今，他真的没钱了。他都穷得揭不开锅了——买不起肉，买不起食物。
于是，他再一次把老巴克套到那辆破旧的马车上，又开始在大草原上来回穿梭。
11月了，一股寒流即将来袭。头顶上灰色的天空中，一群大雁大声地叫着，朝南飞去；一只兔子飞也似的跑到路对面；远处的树林里传来狼的嚎叫。然而，马车上这个忧郁的男人，没看到、也没听到周遭的动静。一小时接着一小时，他一路赶着车，头低到胸前，陷入了沉思和绝望。
[1]亨利·克莱（HenryClay，1777－1852），美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家，辉格党创立者和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