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寻工作持续了一整夜，天亮后不久，林肯找到了，他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语无伦次地自言自语。朋友们担心他是失去了理智，玛丽·托德的亲属则直接宣称他疯了。他们是这么解释的：他疯了，所以才没有出现在婚礼现场。
他们立刻找来了亨利医生。因为林肯威胁要自杀，医生便让斯皮德和巴特勒紧紧地盯着他。就像安·拉特里奇离世的时候一样，他的刀子也被拿走，放得远远的。
为了让他有事可做，亨利医生强烈要求林肯参加州议会的会议。作为辉格党的领袖，他也有责任出席会议。但是议会记录显示，他三个星期内只去了四次，拢共待了一两个钟头。1月19日，约翰·J.哈丁正式向众议院报告了他的病情。
逃婚三周后，林肯给他的法律合伙人写了一封信，这算得上他生命中最悲伤的信了：
现在，我是这世上最痛苦的人了。如果把我的痛苦分摊给世人，那世上便不会再有欢乐。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好起来，我恐怕是不会的，即便保持现状也是不可能的了。在我看来，我如果不能好起来，就只有死路一条。
过世的威廉·E.巴顿医生在他那本著名的林肯传记中写道，这封信“清清楚楚地表明，亚伯拉罕·林肯已经精神错乱了……他非常担忧自己失去理智”。
现在，他常常想到死亡。他渴望死亡，甚至写了一首关于自杀的诗，发表在《桑加蒙报》上。
斯皮德担心他真的要死了，于是把他送到母亲家里，那里离路易斯维尔不远。在那里，林肯得到一本《圣经》，还有一间安静的卧房。窗外，一条小溪蜿蜒穿过草地，流向一英里外的森林。每天早晨，奴隶会把咖啡送到他床边。
玛丽的姐姐，爱德华兹太太说：“为了让自己恢复过来，并解除林肯先生的思想压力，玛丽给他写了一封信，正式申明她要解除婚约，还他自由。”但是，据爱德华兹太太所言，在给他自由的同时，“她还给了林肯一项特权，那就是，如果他愿意，他们可以恢复婚约。”
但这恰恰是他最不愿做的事，他再也不想见她。哪怕是逃婚一年之后，他的好友詹姆斯·马西尼 “还是觉得林肯会寻短见”。
直到1841年，“致命的1月1日”过后的差不多两年里，林肯完全没有理会玛丽·托德，也希望她能忘了他，并祈望她能喜欢上别人。但是，她没有忘记他，更没有喜欢上别人。为了尊严，她决心向自己，也向那些嘲笑、怜悯她的人证明，自己可以也一定会嫁给亚伯拉罕·林肯。
而他也抱着同样的决心不要跟她结婚。
事实上，为表决心，他逃婚不到一年就向另一位女孩儿求婚了。那时，他三十二岁，被他求婚的女孩儿只有十六岁，她叫萨拉·里卡德，是巴特勒太太的小妹妹。林肯曾在巴特勒家住了四年。
他极力为自己辩护，还坚定地认为，他叫亚伯拉罕，而她叫萨拉，很明显他们两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注定要在一起[1]。
但是，她拒绝了，在后来写给友人的信件中，她这样坦承道：
我当时还小，才十六岁，还没有想过婚事……我一直很喜欢他，把他当朋友，可是你要知道，一个初入社会的年轻女孩儿不太可能迷上他那古怪的行为举止……他差不多是我的兄长吧，就像是我姐姐的家人一样。
林肯经常为当地的辉格党报纸《斯普林菲尔德报》写社评，报社的编辑西米恩·弗朗西斯是他的好友。不幸的是，弗朗西斯的妻子天生爱管闲事。她四十多岁，膝下无子，自封为斯普林菲尔德的月老。
1842年10月初，她写信给林肯，让他当天下午到她家去。这个邀请很奇怪，他想知道是什么事，于是就去了。到了以后，他被引到客厅，令他吃惊的是，坐在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玛丽·托德。
至于林肯和玛丽·托德说了什么，怎么说的，之后又做了什么，都没有记录可寻。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心慈手软的可怜家伙是逃不掉了。一旦她哭起来——她肯定是哭了的——他可能即刻又把自己交到了她的手上。
从那之后，他们常常见面，但总是悄悄地，躲在弗朗西斯家里，关上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