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小姑娘带着耻辱的烙印长大了，孤僻，没有伙伴，几乎没有被大人亲吻过，他们或许是害怕触碰她的额头会弄脏嘴唇吧。
对这个城市里的人来说，她是畸形儿，是怪物。人们总在小声议论：“您知道的吧，那个小丰塔内尔……”每当她从街上经过，所有人都会转头去看她。家里甚至找不到一个能领她散步的保姆，别人家的保姆也离她远远的，好像这个孩子身上携带着传染病，所有靠近她的人都会被传染一样。
每天下午，小朋友们在林荫道上玩得正起劲儿的时候，这个小可怜只能孤零零地挨着她的女佣站着，神情忧郁地干看，这真是让人心生同情。有时，她实在忍不住想要加入这些孩子，便怯生生、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偷偷混进孩子们当中，仿佛在怀疑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然而这时，那些母亲、保姆，以及什么姑姑阿姨们全从长凳上冲上来，抓住由她们照看的小姑娘的手，心急火燎地给拽走了。于是，林荫道上又只剩下小丰塔内尔一个人，不知所措，不明白为什么总是这样。她哭了起来，掩面而泣，难过得心要碎了。她跑向自己的保姆，把脸埋在她的围裙里，呜呜地抽泣。
长大以后，情况变得更糟。年轻姑娘们像躲鼠疫似的离她远远的。您不妨想想，这个年轻姑娘虽在待嫁之年，却不再需要学什么男女之事了，也根本没有权利佩戴那橙色花冠[52]。女儿们只有在新婚之夜，才会从母亲那里朦朦胧胧得知的那个羞人的秘密，而她，几乎在不识字的年纪就已经知道了。
她每次上街，家庭女教师不离左右，似乎是要时刻看着她，唯恐她又遭遇什么可怕的事。她走在路上时，总感觉那种隐秘的羞耻感就压在她身上，压得她不敢抬起眼睛。别的姑娘并不像大人们认为的那样单纯，她们阴险地窥视她，头碰头地说她坏话，暗地里冷笑，若是偶尔被她回一眼，便又会一齐装着没事儿似的马上转过头去。
大家几乎从不与她打招呼，只偶尔有一些男人会向她脱帽致意，母亲们都假装看不见她。几个小痞子管她叫“巴蒂斯特太太”，这是那个侮辱了她，毁掉她一生的男仆的姓。
没有人了解她内心深处默默忍受的痛苦，因为她从来不说不笑。就算是父母，在她面前也很不自在，仿佛是为了某个无可挽回的错误而无休止地耿耿于怀。
正儿八经的人是不情愿与刚被放出来的苦刑犯握握手的，哪怕这苦刑犯是自己亲生儿子，不是吗？丰塔内尔夫妇对待女儿的态度，就如同对待刚刚被放出来的罪犯儿子。
然而，她却是个美人，脸蛋白净，身材苗条，在外面亭亭玉立。我都会很喜欢她的，先生—假如没那档子事的话。
不过，十八个月以前，我们这里新上任了一位省长，他带来了自己的私人秘书，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小伙子，听说以前在拉丁区[53]待过。
他对丰塔内尔小姐一见钟情。有人告诉他所发生的一切，他听了却回答：“好，这恰好是对未来安稳的一种保障。我宁愿此事发生在从前，而不是以后。若拥有这样的妻子，我倒是能睡得踏实些呢。”
他动真格儿地追求她，向她求婚，最终娶她为妻。之后，他大着胆子，带上新娘去邻居家拜访。有几个人回访了他们，也有人回避。后来，人们也就逐渐淡忘了那事，而她也在人群中有了一席之地。
必须得说，她像仰慕神明一样仰慕着自己的丈夫。想想吧，是丈夫给了她名誉，是丈夫让她重新被大家接受，是丈夫冲破舆论，蔑视所有侮辱，征服了这一切，总之，是丈夫做出了少有男子能做到的勇敢行为。因此，她对他的爱是既矢志不渝，而又敏感不安的。
后来，她怀孕了。这消息传开以后，即便那些最顾念旧恶的人士也向她敞开大门，仿佛怀孕这件事一下子把她过去的污点洗刷清白。这看似荒唐可笑，但事实就是如此……
情况变得越来越好，直到我们这儿举办主保瞻礼[54]的那天。省长被幕僚和官员们簇拥着主持合唱比赛，演说完毕之后，私人秘书保罗·阿莫开始给每一位获奖者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