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卢班火车站候车大厅的第一眼是去看钟，两小时又十分钟，要等这么久，才能坐上去巴黎的快车。
我突然感觉很累，像是已经赶了十法里的路。于是，我眼睛向墙面扫上一圈，就跟还能在墙上找个消磨时间的乐子似的。然后我走了出来，在车站门口站住，心里琢磨着怎么也得找点事做。
这是一条种着细瘦刺槐树的林荫道，路的两边座落着小城市风格的，样子各异且参差不平的房屋。大街沿着地势向前方的小山岗延伸，尽头可见一些树木，那儿像是个街尾公园。
时不时蹿出一只猫，先是灵巧地跃过水沟，然后大摇大摆地横穿马路。一条小狗急匆匆地在每棵树根处嗅着，寻找被厨房倒掉的剩菜剩饭。街上看不到一个人。
我彻底陷入了一片愁闷的情绪中。做点什么呢？做点什么呢？那幅没完没了又不能避免的画面已经浮现在眼前：呆坐在铁路小咖啡馆里，面前放着一杯喝不下去的啤酒，和一张看不下去的铁路邮报。正在此时，我看见一支送葬的队伍从侧面的小街转到我所在的这条街上。
看到灵车，我松了一口气。这至少可以消磨掉十分钟的时间。
不过，这支队伍的一些细节让我感到好奇。跟在灵车后面送葬的只有八位先生，然而只有一个人在哭泣，其余的都在饶有兴致地聊天，队伍中连一个神甫都没有。我判断：“这是一次世俗葬礼[51]”，随即又想，像卢班这样的城市，至少应该有上百位思想自由的人，说不定这次是他们通过葬礼来表达思想的游行。而人数这么少又是什么原因呢？送葬队的步伐太过匆忙了，这说明他们为死者送葬是力求简化的，不在乎什么宗教仪式。
我那百无聊赖的好奇心一下子投入到各种最复杂的假设中。就在灵车从我面前经过时，一个古怪的念头冒了出来：何不跟在这八位先生后面一起走？这样至少可以打发一个小时。于是我做出一副哭哭啼啼的样子，走上去跟在其他人后头。
最后面的两人转过头来，带着诧异的神情，压低嗓音讨论了两句。他们肯定在互相打听我是不是这城里的人。接着，他们又向前面两位打听，那两人也转过头来打量我。这种刨根问底的打量让我感觉不自在，为了打消他们的念头，我走近身前的两位先生，向他们行礼，然后说：“先生们，恳请原谅我打断你们的谈话。我只是看到这是场不合教规的葬礼，就跟进来瞧瞧，尽管我并不认识这位由你们护送的去世的先生。”一位先生解释说：“死者是一位太太。”我更为好奇：“但这的确是一场世俗葬礼，不是吗？”
另一位先生显然想向我说明实情，便接话道：“也是，也不是。仅仅因为教士们拒绝让我们把她葬在教堂的墓地里。”这回，我奇怪地“啊”了一声，完全搞不懂他在说什么。
我身边那位热情的先生小声告诉我：“哦！这可说来话长了。这位年轻的太太是自杀的，因此不能以宗教仪式下葬。您看最前面的那位，正在痛哭的，就是她丈夫。”
听完，我犹犹豫豫地说：“先生，您的话让我感到吃惊，也让我很感兴趣。如果想请您说一说这个故事，不知这是否妥当？如果您很介意的话，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吧。”
那位先生随和地挽起我的胳膊说：“不介意，我一点儿也不介意。呃，我们走得稍微靠后一些。我要对您讲的，是个凄惨的故事。您瞧见山上的那些树没有，那里就是墓地，在到达之前，我们还来得及把这故事讲完，因为坡路还挺陡的。”
他讲了起来：
您得知道，这个年轻女人，保罗·阿莫的夫人，曾是本地富商丰塔内尔先生的女儿。她还是个十一岁的小女孩时，就遭遇了一场可怕的意外：一个男仆玷污了她。在这无耻的兽行暴露时，她被那个可恶的混蛋摧残得差点死掉。后来，在一场骇人听闻的诉讼中，人们才发现，可怜的女孩受尽了折磨，三个月来，她一直是那个下流坯无耻行径的牺牲品。那个家伙最终被判处终生服苦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