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们为这趟旅行订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大车，十位乘客在车夫那儿登记，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决定星期二早晨天不亮就出发。
几天来，地面已经冻得硬邦邦，星期一下午将近三点，大片乌云又从北方袭来。天空下起了雪，从傍晚起一直下了整夜。
清晨四点半，旅客们在诺曼底旅馆的院子里集合，他们将在那里上车。
他们仍旧睡眼蒙眬，尽管身上裹着毯子，却还是冻得直哆嗦。黑暗中谁也看不见谁；他们穿着臃肿厚重的冬装，看起来像一群身着教袍的胖神甫。不过有两个人还是认出了对方，第三个也凑了过去，一起聊了起来。一个人说：“这次，我得把我老婆也带上。”另一位应和道：“我也带了。”第三个人说：“我也是。”第一个人又说：“我们不会再回鲁昂了，要是普鲁士人再逼近勒阿弗尔，我们就去英国。”他们性情相近，这主意竟不谋而合。
但是，迟迟不见有人来套车。倒是有个车夫提着风灯，时不时从黑暗的门洞里走出来，随即又消失在另一个门洞里。马厩深处，地上的垫草和肥料把马蹄磕地的声响变得十分微弱，此外还隐约传来一个男人对马说话、叱骂的声音。一阵轻轻的铃铛声表示有人在搬弄马具；这轻微的铃声很快变成清脆而连续的颤响，节奏随马的活动而变化，有时静止无声，有时又猛响一下，同时伴着马蹄磕击地面的声音。
门突然关上了，各种声音立刻消失。忍受着寒冷的商人们什么话也不说，只是一动不动地僵在那里。
绵密的雪花絮片织成一幅闪闪发亮的帷幕，向大地徐徐垂落。它给一切蒙上了雪花泡沫，抹去了万物的轮廓；这被严冬掩埋的静默城市里，什么都听不见，只有雪花飘落时那隐隐约约、似有若无、无可名状的窸窸窣窣，与其说是声音，不如说是感觉。这些混杂在一起的轻盈细微的粒子，仿佛充盈了整个空间，覆盖了全部世界。
车夫提着风灯出现了，拉着一匹耷拉着脑袋的马，这匹马看样子并不情愿出门。他把马拉到车辕边，套上缰绳，转了好半天才把马具固定住。因为他得一手提灯照亮，只能用另一只手干活。正要找第二匹马时，他发现旅客们一动不动，已经被雪染白了，便说：“你们为什么不上车去？至少可以避避雪。”
他们肯定没想到可以上车，一听这话便连忙向马车涌去。三个男人先让他们的妻子坐在最里面，随即也上了车。然后，另外几个模糊的人影也登上去，坐在了最后几个座位上，相互间一句话不说。
车厢地板上铺着麦秸，乘客们都把脚伸到里面。坐在最里头的太太们点燃了随身带的几个装有化学炭的铜制小手炉，然后轻声数说着这种手炉的种种好处。然而，她们说了老半天，颠来倒去念叨的，其实大家早就已经知道了。
马车终于套好了，考虑到雪天路不好走，最终套上了六匹马，而不是四匹。车外的声音问道：“都上车了吗？”里面有个声音答道：“都上来了。”于是，一行人出发了。
马车行进缓慢，一小步一小步地前进。车轮深轧在积雪里，整个车厢嘎吱嘎吱地呻吟着。六匹马脚下打着滑，气喘吁吁，鼻子里喷着热气。又粗又长的马鞭被车夫甩得噼啪作响，不停地四处飞舞，像条长蛇时而蜷起，时而舒展，猛地抽上某个圆滚滚的屁股后，那匹马就会绷紧肌肉，更加用力地拉起来。
天已经亮了，却没有人察觉。一位旅客是土生土长的老鲁昂人，那被他比作“棉花雨”的漫天飞洒的雪片，此时也不再下了。浑浊的日光穿过厚厚的乌云，白色的原野在云层下格外耀眼，时而出现一排披挂冰凇的大树，时而又显出一间戴着雪帽子的茅屋。
车厢里，借着微弱的晨曦，乘客们开始好奇地相互打量。
在车厢最里头最舒服的座位上，两个人正面对面打着盹，那是大桥街葡萄酒批发商卢瓦梭先生和他的太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