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喉音发出的陌生口令顺着一排排死气沉沉、仿佛久无人住的房屋传播开来。与此同时，在紧闭的木板窗后面，一双双瞪大的眼睛正紧张地窥视着这些胜利者，这些被《战时法》授权可以任意主宰他们生命和财产的城市主人。躲在昏暗的房间里，居民们惊恐万状，就像正在遭遇洪水和大地震。在这种毁灭性的灾难面前，任你有再大的智慧、再强壮的力量，都毫无用处。每当事物的原有秩序被颠覆，安全感不复存在，那些原本受人类法律或自然法则保护的一切遭受凶残无理的暴力摆布时，人们总会有类似的感觉。地震把整片地区的人压死在倒塌的房屋下；泛滥的河水把淹死的农民、耕牛和断瓦残梁一起卷走；不可一世的军队屠杀保家卫国的人，抓走俘虏，以战刀之名抢劫，用大炮的怒吼感恩上帝，这些都是可怕的灾祸，它们毁灭了对永恒正义的一切信仰，使我们不再相信任何有关上天保佑和人类理性的说教。
然而，普军的小分队却是挨家挨户地敲门，进去了便不再出来。这是入侵后的占领，战败者对征服者殷勤驯顺的义务就此开始了。
过了一段时间，等到最初的恐慌消失后，一种新的平静秩序便建立起来。在许多人家，普鲁士军官与主人同桌吃饭。有的军官也很有教养，会礼貌地对法国表示出同情，说自己是被迫参战，心里其实厌恶战争。房东一家自然要对他的这种看法表达感激，而且，指不定哪天还得仰仗他的保护呢。把他招待好了，或许还能少供养几个士兵，所以何必得罪一个自己要全力依靠的人呢？那样做是鲁莽而非勇敢。尽管他们曾因英勇抵抗而使这座城市威名远播，但鲁昂的市民不会再犯鲁莽的毛病了。人们最后从法兰西礼俗中得出了一条理由，对待外国士兵，在家中事之以礼是完全允许的，只要不在公众场合表达对他们亲近就可以了。于是，他们在外面都装作互不相识，一进家门就自在聊天，这样普鲁士人每晚在壁炉边和主人一家取暖的时间也就更长了。
这座城市甚至也一点点恢复了它原先的样子。法国人还是不大出门，但普鲁士兵却挤满了街道。除此之外，尽管身穿蓝色军装的轻骑兵军官们挎着又长又大的杀人武器在街上大摇大摆，不过对广大的普通市民来说，他们对自己轻蔑的态度并不比去年在此地咖啡馆喝酒的法国军官更加过分。
只是空气中多了某种东西，某种不可捉摸的、陌生的东西，某种让人难以忍受的异样的氛围，仿佛气味般蔓延开来，那是侵略的气味。它充斥在每家每户，充斥在公共场所，甚至改变了饮食的味道，使原住民们感觉自己仿佛是旅居在遥远而又危险的野蛮部落里。
战胜者勒索钱财，即便要得很多，居民们也总照付不误，幸好他们原本就有的是钱。不过，一个诺曼底商人越是富有就会越吝啬，只要看到自己做出任何一点牺牲，有一丁点儿的财富落入他人之手，就会心如刀绞。
但是，只消出城两三里，在通向克罗瓦塞、迪耶普或比耶萨尔的河流下游，水手和渔夫们常常能从水底捞上几具普鲁士人的尸体。它们身着军装，已经泡得发胀，有被一刀砍死的，有被殴打致死的，有脑袋被石块砸碎而死的，也有被从桥上推下水淹死的。河泥掩埋了这些暗地里进行的野蛮而又正义的复仇。这些不为人知的英雄之举、这些悄无声息的攻击，比光天化日下的战斗更加危险，却得不到应有的荣光。
对外敌的仇恨总是能激励少数愿意为信念慷慨赴死的义士。
后来，侵略者们虽然迫使城市屈从于他们严苛的纪律，但是传闻中他们在胜利进军途中所犯下的种种暴行却并未在本地发生，于是市民们的胆子又大了起来，当地商人又开始盘算着做生意了。有几个商人在法军占领的勒阿弗尔港还有大笔的红利要收，他们打算从陆路先抵达迪耶普，再乘船前往港口。
他们走了相识的普鲁士军官的门路，终于得到一张总司令签署的离境许可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