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直乘车到了殉道者街的家门前，闷闷不乐地上楼回家。对她来说，一切都结束了；而他却在想，自己十点钟还得到部里去上班。
她对着镜子脱下披在肩头的旧衣服，想再欣赏一次自己风华绝伦的样子。
突然，她发出了一声尖叫：脖子上的项链不见了！
丈夫的衣服刚脱到一半：
“你怎么了？”
她转头看他，发疯似的说：
“我……我……我找不到弗雷斯蒂耶太太的项链了。”
他腾地一下站起来，大惊失色道：
“什么！……怎么！……这不可能！”
他们在晚会服装的褶皱里找，在披的旧衣服的褶层里找，在口袋里、在每一处地方来回搜查好几遍，但什么也没找到。
丈夫问：
“你确定在离开舞会时，项链还在吗？”
“确定，我在教育部的门厅里还摸过它。”
“可是，如果掉在路上，我们应该能听见掉落的声音。它应该还在车子里。”
“对。有可能。你记得车号吗？”
“不记得。你呢，你也没注意过？”
“没有。”
他们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吓得呆住了。最后，卢瓦泽尔重新穿上衣服：
“我再去把我们走过的线路重新走一遍，看看还能不能找回来。”
他出门了。而她还穿着晚会上的礼服，却连脱衣服躺下睡觉的力气都没有了。她瘫倒在椅子上，心烦意乱，脑中一片空白。
将近早晨七点，丈夫回来了，什么也没找到。
他又去了警察局和报社，请求帮助悬赏寻物，他还去了租马车的车行，总之凡是有一线希望的地方他都去了。
面对这样可怕的灾难，她陷入焦虑与恐惧之中，然而又束手无策，只能成天在家苦等。然而，卢瓦泽尔每天晚上都一脸憔悴地回家：不用问，又是一无所获。
他说：“得写信给你的朋友，就说弄断了项链上的搭钩，现在正找人修理。这样我们就有了应付的时间。”
她在丈夫的口述之下写了信……
整整一星期过去了，他们失去了所有希望。
衰老了五岁的卢瓦泽尔郑重地说：
“只能想法子再弄一件一模一样的首饰了。”
第二天，他们带上装项链的锦盒，按照锦盒里标明的字号去了那家珠宝店。老板翻了翻账本，说：
“太太，这串项链不是我卖出去的，我应该是只定做了这个锦盒。”
于是，他们从一家珠宝店找到另一家珠宝店，寻找一模一样的项链，两个人找得是既焦急又烦躁，眼看着就要双双病倒。
终于，他们在皇宫附近的一家珠宝店里找到了一串钻石项链，它看起来与丢了的那条一模一样。商店标价四万法郎，如果他们真的要，可以还价到三万六千法郎。
他们央求老板在三天内先不要卖给别人，并且谈好了：如果他们能在二月底前找到之前的那条项链，新的这条可以以三万四千法郎的价格让店里回收。
卢瓦泽尔有他父亲留给他的一万八千法郎。那么，剩下的只得去借了。
于是，他开始借钱。他向这个人借一千法郎，再向那个人借五百法郎；从这儿找五个金路易，再去那儿弄三个；他签了很多借据，答应了许多会让他破产的条件；他与放高利贷的以及各种放款人打交道，把自己的后半辈子都搁了进来。不管还得起还不起，不管是否会身败名裂，他必须先签上字，而后才能去害怕。他怕极了即将面临的难熬日子，怕极了将要压垮家庭的负债累累，怕极了即将来临的物质与精神双重折磨。但他要想得到那条新项链，就必须在珠宝商的柜台放上三万六千法郎。
当卢瓦泽尔太太亲手把项链还给弗雷斯蒂耶太太时，后者不怎么高兴地对她说：
“你应该早点还给我，因为我可能要用它。”
她没有打开盒子，卢瓦泽尔太太偏偏就担心这个。如果她看出这是件替代品，她会怎么想？又会怎么说？她还不把自己当成了个贼？
卢瓦泽尔太太马上就品尝到了过穷人日子的苦。只是，她早就像个英雄似的下定决心，还不清那笔可怕的债务就不罢休！她会还的。他们辞退了女佣，换了住处，租了一个屋顶下的狭窄阁楼居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