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热的夜缓缓降临。
女士们还待在别墅的客厅里，男士们则身处门前的花园中，他们围着一张摆放茶杯和小酒杯的圆桌，或默然静坐，或倒骑着椅子抽雪茄。
夜色渐浓，周围逐渐晦暗，雪茄头像一双双小眼睛，正闪烁着猩红的微光。有个人刚刚讲述了前一天发生的可怕事故：在河对岸一众来宾的注视之下，有三男两女竟在河里淹死了。
此时，G将军开口了：
或许，这样的事能让人感到可怕，但并不“恐怖”。
“恐怖”这个古老的词语，其含义远远超过可怕。刚才讲的那件可怕的事故，让人触动，让人惊愕，让人震惊，但不能让人感到恐怖。心灵的震颤，那些可怕的死亡场景，还不足以使人感到恐怖。“恐怖”必须来自一种神秘的怖骇，一种超自然的、不合常理的惊惧感。一个人即便在最悲惨的状况下死去，也不会引起恐怖。战场并不恐怖，流血也不恐怖，最暴力的犯罪行径也不怎么恐怖。
但是，我这里有两段亲身经历，它们曾让我感受到“恐怖”。
那是在1870年战争期间。我们部队穿过鲁昂，向奥德梅尔桥撤退。部队被打得还剩两万号人，那是两万个溃不成军、士气衰落又精疲力竭的人，准备撤往勒阿弗尔接受整编。
大地被茫茫白雪覆盖，夜幕惨淡而至。我们从前一天起就粒米未进，一门心思只顾着撤退逃命，因为普鲁士人离得并不远。
诺曼底惨白的原野上，那些零星散落在农庄周围的阴暗树影偶尔显露出来。整个大地在黑暗、阴森、沉重的夜色下向远方伸展。
凄凉的暮色中，只能听到队伍一阵又一阵哀怨疲惫的抱怨声，像牲口一样乱哄哄。在数不清的脚步声中，夹杂着饭盒和军刀模糊的撞击声。士兵们浑身脏兮兮，很多人衣衫褴褛，腰沮丧地弯下去，背也无奈地弓着。我们在雪地中拖着根本拖不动的步子，蹒跚赶路。
那一夜，奇寒透骨。手刚一触碰钢制的枪托，皮就会粘在上面。而穿鞋已经成了受罪，我时常看见有年轻的士兵脱去鞋子赤脚走路，雪地上便会留下带血的脚印。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后，我们想在田野上休息片刻，但只要一坐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每个坐下去的人就是死人。
我们把那些虚弱的士兵丢在身后。他们已经耗尽了体力，原以为等僵硬的腿休息一会儿就可以立即上路。但是，等他们已经凝滞的血液在冻僵的肉体中彻底停止循环流动后，一种无法抑制的麻木就会让他们动弹不得，把他们钉在地上，合上他们的双眼，在一瞬间停止他们那早已劳累过度的人体机能。他们的额头向着膝盖渐渐下沉，但又不会马上倒下，因为他们的腰和四肢硬得像木头一样根本动不了，无法弯曲，也无法伸直。
而我们这些强壮的人还能向前走仅仅是依着惯性。在黑色的夜空下，在严寒的雪地中，在冰冷的死亡原野上，奇寒侵入我们的骨髓。悲愤、失败和绝望早把我们的精神压垮，被遗弃的痛苦让我们陷入末日、死亡和虚无。我们被逼到了咽气的前一秒。
这时，我看见两名士兵押着一个小个子男人的胳膊，那人上了年纪，却没有胡子，模样有些古怪。
士兵以为抓到了一个间谍，便来报告军官。
“间谍”这个词立刻就在蹒跚前行的士兵中传开了，他们立刻把这个俘虏团团围住，一个声音高喊：“枪毙他！”这时，所有那些原本疲惫沮丧、只能倚枪而立的士兵们，突然亢奋起来，进入了兽性的愤怒中，这种愤怒把整个人群变得杀气腾腾。
我想开口表态，因为那时我已是营长。但此刻谁都不买长官的账，说得不好，连我也可能被他们杀了。
其中一个士兵对我说：
“这家伙跟踪我们三天了，见人就问炮兵的情况。”
我试着审问这个男人：
“你是做什么的？你想要什么？你为什么跟着部队？”
他咕哝了两句算作回答，但却是听不懂的方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