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学家，我有一个假设：哪怕行为中最孤立的那些方面，彼此之间也存在着系统的联系。我十分看重成百上千的细节是如何融入那些总体模式的。人类为了在社会中生存，必须自我设计。它用自己的办法来评估和应对某些形势，于是身处那个社会的人们会以为这些办法在全世界都通用。他们克服困难，把这些办法纳入同一个体系。如果一个人已经接受了一套系统的价值观，他便很难在生活中照另一套相反的价值观来思考和行动，因为这势必给他带来低效能和混乱。他们力求更加和谐一致。他们为自己提供了某些普遍化的逻辑和动机。一定程度的统一是十分必要的，否则整个体系可能分崩离析。
正因为如此，经济行为、家庭安排、宗教仪式和政治目标变得环环相扣。当一个领域发生变化的速度比其他领域更快时，则可能给其他领域带来巨大压力，而这种压力正是来自和谐统一的需要。在追求权力统治的无文字时代，人们对权力的欲望既表现在经济交易活动中，也表现在和其他部落的交往中，或者在宗教仪式中。在有古文字圣典的文明国度，教会必然保留了过去几个世纪的语录，而那些没有文字记录的部落则做不到这一点。尽管如此，在一些领域中，教会的权威还是逐渐消退了，反而是公众越来越支持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占了上风。于是，那些教会语录虽然留存下来了，但它们的意义却被经济和政治篡改了。宗教教条、经济活动和政治并非井水不犯河水，而是纷纷溢过了假定的界限，汇聚混合在一起。这是永恒的真理，即一个学者调研的范围越宽广——从经济到性别，到宗教，到抚养婴儿——他就越能理解他所研究的社会发生了什么。他能够提出一系列假设，并在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中，有效地搜集数据。任何民族都有某些要求，这些要求可能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或者道德上的。但无论形式是什么，这些要求最终传达的，是各个民族从社会经验中习得的生活方式和思考习惯。因此这本书并非专门针对日本的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它探讨的是日本人以何种信念生活。无论日本人在进行什么活动，只要这种信念得以展示，本书就会加以描述。这是一本关于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20世纪面临的障碍之一是，我们的某些观念依然是最模糊的和最有偏见的。比如说，日本是如何成为日本民族的，美国是如何成为美国民族的，法国是如何成为法国民族的，俄国是如何成为俄国民族的。缺少了这些知识，各个民族之间只会产生误解。有时候，两者之间的纷争其实只因毫厘之差，但我们却害怕这是水火不容的差距。然而有时候，当一个民族的全部经验和价值观使之考虑采取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做法时，我们却在奢谈共同的目标。我们并没有给自己去发掘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观的机会。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了，可能会发现他们的做法也并非饱含恶意，只是我们不了解而已。
我们不可能完全依靠每个民族自身来讲述他们的思维和行动习惯。作家都试图描述他们自己的民族，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都是透过不同的镜片来观察生活，但自己却很难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把看到的景象视为事物原本的模样。尽管聚焦和特定视角造成的错觉让人们眼中的生活带上了民族性色彩，但在该民族看来生活却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景物。正如我们不指望戴眼镜的人弄清楚镜片的确切度数，我们也不指望那些民族能够分析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想弄清眼镜度数的时候，我们会咨询一个眼科大夫，并由大夫验明任何一副眼镜。毫无疑问，有朝一日，我们也会意识到为各个民族解析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社会科学家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