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了解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许多文化。日本的一些社会制度和生活习惯竟与太平洋岛国上的某些原始部落相似。与其相似的文化有些是在马来西亚，有些在新几内亚，有些在波利尼西亚。这些文化在古代是否有过迁徙和接触是很有趣的问题，但它们在历史上可能的交集，并非我看重文化相似性的原因。我知道这些相对单纯的文化的风俗习惯是什么样的。比较它们和日本文化之间的异同，有助于我了解日本人的生活。我也对亚洲大陆上的泰国、缅甸和中国有所了解，因此我也可以把日本和这些与其共享了伟大文化遗产的国家做比较。人类学家们在研究原始社会时已经一再展示了这种文化比较法的重要性。尽管一个部落看上去与毗邻部落有百分之九十的仪式都相似，但其实该部落为了让仪式更适合自己与周围部落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可能已经对它们加以改造了。在这个过程中，它可能已经摒弃了某些基本做法，尽管这些做法所占的比重很小，都会让该部落未来的发展转向一个独特的方向。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来说，帮助最大的莫过于研究那些总体很相似的民族的不同之处。
人类学家必须适应自己的文化和他人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并且使自己的研究技巧也得到相应的磨炼。他们从经验中得知，不同部落和民族对所遇形势的判断和应对方式也是非常不同的。比如说，在某些北极村或者赤道沙漠地区，人类学家见到的基于血缘责任或者经济交换的部落习俗，远非狂野的想象力所能构思出来的。他们不仅需要调查相关细节，还需要了解这些习俗对整个部落的行为造成了什么影响，以及了解每一代人是如何从童年起就受习俗制约并将其世代相传的，正如他们祖先所为。
人类学家对这种差异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的专业性关注，可以被运用到对日本的研究中去。每个人都注意到了美国和日本在文化上存在根本性差异。美国人甚至有一个关于日本人的说法：“无论做什么，他们都与我们相反。”如果一个学者仅仅是肯定这种差异并且自满地说：“差异多得太离谱，我们不可能去了解那些人。”这将十分危险。人类学家的经验中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即便是最怪异的习惯，也不妨碍人们去理解它。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不同，人类学家把这种差异当作研究素材而非障碍。正因为这些习俗看起来是如此陌生而又奇特，才格外备受关注。人类学家不认为自己的文化习俗是理所当然的，他需要观察的不仅是某些特别挑选的事实，还包括几乎一切行为。在研究西方民族时，一个没有受过比较文化研究训练的人会以俯瞰的视角，从整体上观察对象的行为。他把一切都视为不言自明，以至于不去探索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习俗和众所周知的家常琐事。而恰恰是这些琐事，在民族的背景下有更重要的意义，就像投射到银幕上的影像被放大了一样——它们比起外交官们签订的各种条约来更能预示一个民族的未来。
人类学家必须发展出一套技能来研究日常事物，因为它们与自己国家的日常事物完全不同。当他试图理解某个部落的极度邪恶或者极度胆小时，当他试图发掘在某些情况下部落会怎么感知和行动时，他发现自己只能依赖于一些常常被文明社会忽视的观察和细节。他有很多理由相信这些细节很关键，并且他也有办法去挖掘它们。
在对日本的研究中，这种方法值得一试。只有当一个人高度关注一个民族生活中的日常琐事，他才能理解人类学家假设的重要性：无论在原始部落还是在高度文明社会，我们只能从日常生活中去了解人类行为。无论一个人的行为或者观点多么怪异，他感知与思考的方式都是与个人经历息息相关的。我对日本人的某些行为越感到困惑，就越相信是日本人的日常环境造成了其怪异。如果对答案的追寻把我引向了更多日常交流的琐碎细节就更好了，因为人们正是从细节中获知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