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进入六月之后，形势开始有了变化。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最高指挥部在过去两年半中对欧洲战场的优先重视已见到成效，与德国之战很快就会收尾。在太平洋，美国的军队登陆了塞班岛，此举预告了日本将最终败亡。自那以后，美国的士兵们将和日本军队不断地短兵相接。从以往在新几内亚岛、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岛、塔拉瓦、比亚克等地的交锋中，美国人清楚地知道，自己面临的敌人有多么强大。
因此在1944年6月能否回答这一系列关于日本的问题变得十分关键。无论对于军事还是外交，对于上级制定政策，还是对于去日本的前线散发传单，每一个相关的真知灼见都很珍贵。关于日本全力以赴发动的这场战争，我们需要知道的不仅仅是东京指挥部的目标和动机，也不仅仅是日本漫长的历史以及经济和军事统计数据。我们还必须知道日本政府是如何依赖民众的。我们必须试着去理解日本人的情感和思维习惯，以及这些习惯的模式。我们必须知道他们行动和观念背后的制约力。我们必须把美国人行事的前提搁置在一边，并且千万不要草率地以为在相同处境中，日本人就会和美国人一样反应。
我的任务很艰巨。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一味地谴责对方的确很容易，但要通过敌人的眼睛来了解他们如何看待生活，则困难得多了。但我们又不得不这么做。问题是日本人究竟会怎么做，而不是美国人如果在他们的处境中会怎么做。我试图把日本在战争中的各种行为当作了解他们的素材，而非障碍。我必须看他们究竟是怎么打仗的，并且把这些现象当作一个文化问题，而非军事问题来研究。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日本人都以其固有的模式来行事。他们处理战争的方式，能为我们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带来什么特别启示吗？从他们的领导鼓舞士气、坚定军队信心、鞭策士兵冲锋陷阵的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利用的所谓力量是什么。我必须从日本人作战的细节中一步步揭开他们的真实面貌。
但是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的事实对我的研究非常不利。因为这意味着我不得不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手段：实地研究。我不能去日本，不能住在日本人家里体会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紧张和压力，不能用我自己的眼睛来判断什么是关键点，什么不是。我不能观察他们做出决定的复杂过程。我不能看他们的孩子是如何被抚养成人的。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曾对一个日本村庄做过实地研究，并撰写了《须惠村》（SuyeMura)。他的研究十分宝贵，但是，我们在1944年所面临的问题却并未在该书中被提及。
尽管困难重重，我依然相信某些方法和假设可以为文化人类学家所用。至少依然可以利用人类学家最倚重的方法：和研究对象当面接触。在美国生活着很多从小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去询问他们亲身经历的事件，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事件的，并用他们的描述来填补我们知识中的空缺。在我看来，这些缺失的内容对于人类学家了解任何一种文化都至关重要。研究日本的其他社会学家通常利用文献资料，分析历史事件和统计数据，追踪日本人书面和口头政治宣传的演变。但我相信他们想要寻求的答案，不少都体现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观中，所以想要得到满意的答案，更应该去研究那些真正在那个文化中生活过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