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日本政权十分小心谨慎地判断公众的意愿究竟是什么。在符合法律的公众裁决领域，即使为了公众自身的福利，日本政府也要努力讨好公众才能实现目的。比如，负责推广农业的政府官员在帮农民改良旧式农耕法时，和他们的美国爱达荷州同行一样，极少用权威来施压。推广国家担保的农村信用社或者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国家官员，必须和当地重要人物长时间讨论交涉，并最终遵从他们的决定。地方事务需要地方管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给每个人分配相应的权力并限定它的有效范围。比起西方文化，它给予“高位者”更多的尊重——这同时意味着更多的行动自由，但他们必须保住自己的地位。日本奉行的格言是：万物各就其位。
比起行政管理领域，明治政治家们在宗教领域制定了更多古怪的正式规定。但是，他们依然遵照同一个模式。政府只管辖象征了国家统一和强盛的信仰，而听任其他的信仰自由发展。这种受到国家管辖的信仰就是国家神道。由于神道作为国家象征受到人们尊重，就像美国人尊重国旗一样，日本人便说它其实“不是宗教”。因此日本人可以要求所有公民信仰神道，就像美国要求所有人对星条旗致礼，而不认为这违反了西方的宗教自由理念。这只是对国家忠诚的一个标志。因为神道“不是宗教”，日本可以在学校教授神道，而不用担心西方的批评。日本学校把讲授国家神道的内容变成了讲授从神祇时代开始的日本历史，和对“统治万世”的天皇的尊敬。它是由国家支持和管理的。至于其他的宗教领域，从佛教到基督教，乃至其他教派的神道或者民俗神道，都听任个人意愿，就和美国一样。国家神道和其他宗教无论在管理上还是财政上都是分开的。国家神道受内务省神祇局管理，它的神官、祭祀仪式和神社等开支都由国家提供财力支持。而一般民俗神道、佛教和基督教部门则由文部省下面的宗教局管理，并靠信徒们的自愿捐赠来存活。
正因为日本在此事上的官方立场，我们不能说国家神道是个庞大的国立教会，但至少，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庞大的国立机构。从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大神宫，到举行特别仪式时神官才打扫一下的地方小神社，全日本有超过十一万座神社。神官的等级系统和政治系统并列，排名从最低级的区神官，到府县神官，再到被称为“阁下”的最高级神官。他们为民众举行祭祀仪式，而非带领民众一起朝拜，因而参与神教活动和美国家庭去教会做礼拜是截然不同的。既然神道不是宗教，法律禁止神官宣讲教义，也就不可能有西方人眼中的那种礼拜仪式。在祭祀频繁的日子里，社区代表们会来参加活动。神官在代表们面前挥舞一根扎着麻绳和纸条的“币帛”为他们驱邪。之后，神官打开神龛的内门，用一声尖声叫喊召唤众神出来享用供品。随后神官们开始祈祷，参拜者们按照各自的身份等级，排着队，毕恭毕敬地献上日本无处不在的物品：垂挂了白色纸条的圣树小枝。最后，神官再次用一声叫喊把众神送走，并关上神龛内门。在国家神道的大祭祀日里，政府部门放假，天皇亲自为民众致祭。但这些国家性质的节日并不像地方神社的祭祀日或者佛教节日那样由百姓们自发庆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