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究竟是这个“政府”中的什么人在推行这些激烈而不受欢迎的改革呢？答案是，由日本封建时期的特殊国情孕育的低等武士和商人的“特殊联盟”。这些低等武士在为大名当家臣管家时学会了治国才能，并运作和管理着采矿、纺织、造纸等封建垄断行业。而这些商人们则“购买”到了武士的地位，并在阶层内部普及生产技巧和知识。这个武士商人联盟很快把自信而有能力的人推举为官员，由他们制定明治改革政策和落实计划。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出身于哪个阶层，而在于他们是如何变得这么精明能干且把握现实的。19世纪后半叶刚刚脱离中世纪的日本就和今天的泰国一样弱小，却产生了一批有能力的领导人，构想并落实了最有政治风范的成功改革，远超其他国家。这些领导人的强项和弱点其实都深植于传统日本人的性格之中，而本书的主要目标正是讨论日本民族性格过去和今天都是什么样的。在这里，我们只能先了解一下明治政治家是如何完成这一事业的。
明治政治家们根本没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当作一项事业，心中的目标是使日本成为一个不容小觑的强国。他们不是打破传统者，因而没有抨击或者摧毁封建阶级。这些政治家只是用丰厚的俸禄**封建阶级，令其转而支持政权。他们最终改善了农民的处境。之所以推迟十年才这么做，与其说是站在阶级立场上拒绝农民的要求，不如说是因为明治初期国库匮乏。
但是这些精力充沛且足智多谋的明治政治家却拒绝一切终止日本等级制度的想法。王政复古已经简化了过去的等级秩序，废除了将军的地位，使天皇位居顶峰。在王政复古后，政治家们又通过废除各藩，消除了忠于封建领主和忠于国家之间的矛盾。但这些改变并没有打破等级制的习惯，只是给了这些习惯一个新的位置。那些被称为“阁下”的日本新领导人为了向民众推行卓有成效的纲领，甚至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他们通过交替采用“索取”和“恩赐”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当公众舆论反对改用阳历、建立公共学校和废除对贱民的歧视时，他们从没想过要去迎合民意。
自上而下的恩赐手段之一，是1889年天皇对他的子民颁发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它给予人民地位，并设立了议会。“阁下们”在批判研究西方世界的各类宪法后，精心起草了这部宪法。但是宪法的起草者们却“尽可能地小心谨慎，以防止民众的干涉和公共舆论的侵扰”。起草宪法的机构是天皇内务部门的一部分，因而也是神圣不可冒犯的。
明治政治家们非常清楚自己的目的。在19世纪80年代，宪法的起草者伊藤博文公爵就派遣木户侯爵前往英国，就日本遇到的问题咨询赫伯特·斯宾塞的意见。经过漫长的交谈后，斯宾塞写下自己的意见给伊藤。在等级制度的议题上，斯宾塞写道：日本的传统习俗中有一个有利于国民康乐的无与伦比的根基，应该对此加以维护和培养。他说，对上级长辈的传统义务以及超越一切的对天皇的义务，都是日本社会的一大优点。日本可以在它的“上级们”的领导下稳步前进，并克服许多在个人主义国家中不可避免的困难。明治政治家们很满意，因为斯宾塞的意见肯定了他们本来的想法。他们意图在现代社会中保留遵循“各就其位”的优势，并且维护等级制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