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很难相信，日本人在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的过程中可以不付出任何心理上的代价。美国人的生活中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在日本人的生活中，这种矛盾是深植于他们的生活观念中的，正如同美国人的行为一致性深植于美国人的生活观念中一样。西方人有必要意识到，日本人划分生活的这些“圈子”不包括任何“恶的圈子”。这并不是说日本人意识不到任何恶意行为，而是指他们不把人类生活看作是一个善恶力量对决的舞台。他们把人类的存在看成是一出戏剧表演，需要人们平衡不同“圈子”的准则以及不同的行动方案，但每一个圈子和每一个行动方案本身都是好的。如果人们跟随自己真正的直觉，每个人都是善的。如同我们之前提到的，日本人甚至认为中国人的道德准则证明了中国人需要那种东西，从而证明了中国人的品性低劣。日本人说，他们自己不需要这种全面的伦理戒律。用我们之前引用的乔治·桑塞姆爵士的话说，日本人“不去抓住有关恶的问题”。根据日本人的观点，他们可以避开人性之恶，充分解释为什么会有恶意行为。每个灵魂最初都是具有美德的，像一把新铸造的剑一样闪着光，但是如果你不持续打磨它，它就会变得黯淡、有瑕疵。如同他们说的，“我身体里的锈”和剑上面的锈一样糟糕。一个人需要像保养他的剑一样保养他的品格。但无论如何，他那光明的、闪光的灵魂依然藏在锈迹下面，他需要做的就是打磨抛光，使之再度生辉。
日本人的这种生活观念使得他们的神话传说、小说和戏剧，在西方人看来似乎特别没有说服力——除非西方人能够改写情节（他们经常这么做），使之适应对“性格一致性”和“善恶冲突”的需求。但这并非日本人看待这些情节的方式。日本人在评论这些情节时总是说，主人公陷入了困境，被卡在“义理和人情的冲突”“忠和孝的冲突”以及“义理和义务的冲突”之间。主人公的失败，通常是因为他让人情妨碍了他履行义理，或者他不能同时“尽忠”和“尽孝”；因为义理，他不能做正义的事；迫于义理，牺牲了自己的家庭。日本小说和戏剧描绘的这些冲突，依然是两种具有自我约束力的义务之间的冲突。它们都是“善的”。要在这两者之间做选择，就好像一个负债人欠了太多债而难以抉择一样。他必须在偿还一些债务的同时忽略另外一些，事实上，只偿还一笔债务并不能替他免除剩余的债务。
这种看待主人公生活的方式和西方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西方文学戏剧作品中的主人公善良，只因为他们“选择了更为善良的那一方”，和邪恶的对手做斗争。西方人常说：“美德者胜。”主人公最后应当幸福才对，因为善有善报。但是日本人对主人公那种“骇人听闻”的故事百读不厌，譬如，主人公因为无法协调他对世界的亏欠和对名誉的亏欠，最后只能选择一死了之。在许多文化中，这样的故事读起来似乎在教人们向残酷的命运低头。但是在日本恰恰相反。这些故事表达的是积极主动性和义无反顾的决心。主人公想尽一切办法偿还身上的债务，这么做的同时忽视了其他的义务。而最终，他们不得不和自己忽视的“圈子”达成妥协。
日本真正的史诗级传说是《四十七士物语》。虽然它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并不高，但对日本人的影响是无可匹敌的。每个日本男孩不仅知道故事梗概，也知道故事中的各种细节。这个故事一再地被讲述和出版，并被拍成了受欢迎的现代日本电影系列。四十七士的墓地是深受好几代日本人尊崇的圣地，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凭吊。他们在墓地上留下白色的拜访卡片，使得墓地周围成为一片白色的汪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