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生活观念和他们的“忠”“孝”“义理”“仁”和“人情”所包含的内容是一致的。他们眼中“人的所有义务”分成各个领域，就像在地图上划分了不同的省份。用日本人的措辞来说，生活包含“忠的圈子”“孝的圈子”“义理的圈子”“仁的圈子”“人情的圈子”以及其他更多圈子。每一个圈子都有其独一无二的具体准则。一个人评判同伴不是通过观察他们完整的人格，而是说“他们不懂孝”或者“他们不懂义理”。日本人不会像美国人那样控诉某人“不义”，而是会列举这人哪些行为不符合相对应的圈子。日本人也不会控诉某人“自私”或者“不善”，他们只会列举这人在哪些特殊领域中违反了准则。他们也不会诉诸绝对命令或者金科玉律，某个人的行为是否合理只是相对于所在的圈子而言的。当一个人在“尽孝”时，他会这么做；当他“出于义理”或者在“仁的圈子”里行动时，他又会做完全不同的事（至少西方人会那么觉得）。每个“圈子”的准则，都是这么设定的：当它的内部条件改变了，就需要采取与之前截然不同的行为来应对。譬如，对君主的义理要求武士极度忠诚，但一旦自己的君主侮辱了自己，武士不背叛君主就算是最好的结局了。在1945年8月以前，“忠”要求日本民族和敌人顽抗到底，直到剩下最后一人。当天皇在广播中宣布投降并改变了对“忠”的要求后，日本人立刻对外来者表现出合作诚意。
这一切都让西方人很困惑。根据美国人的经验，人们的行为“应当符合一贯的行为模式”。美国人区分忠臣和叛徒、合作者和顽抗者，就像把绵羊从山羊中挑出来。他们喜欢给每个人贴上标签——他到底是慷慨的还是吝啬的，是热忱的还是疑虑的，是保守的还是开放的——并希望他接下来的行为能和之前保持一致。 美国人希望每个人都能信仰某个政治意识形态，并和对立的意识形态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根据他们在欧洲的战争经验，每个战场都有合作派和抵抗派，他们不相信在战争胜利后抵抗派就会改变立场。在美国国内的政治争议中，美国人也认识到有新政派和反新政派，他们相信即便出现新的形势，这两个阵营也会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有人从篱笆的一头翻到了另一头——比如一个无神论者突然变成天主教徒，或一个“共产主义者”成了保守派——这样的改变通常会被打上“皈依”的标签，并要求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性格以适应这种改变。
西方人对这种行为一体性的信赖当然并不总是合理的，但它也并非只是幻觉。在大多数文化中，无论是原始的还是文明的，无论男女，人们都会认为自己的行为符合某一类型的人的特征。如果期待权力，他们会觉得自己的成败与否取决于他人是否服从自己的意志；如果期望被人爱戴，那么身处冷漠的环境中就会感到沮丧。他们会把自己想象成极为正义的人，或者有“艺术气质”的人，或者恋家的人。他们通常都会实现自己性格的“完形”。这为人类的存在带来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