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训练对于任何超感体验的信仰都是不同寻常的。在入定时，修禅者不会尝试灵魂出窍，而是会像尼采描述古希腊人那样，“保持他本来的样子，并记住他在俗世的名字”。日本那些伟大的佛教老师都对此观点有许多生动的阐述。其中讲得最精彩的是高僧道元。他在13世纪时开创了曹洞宗，而曹洞宗至今依然是禅宗中最大、最有势力的教派。高僧道元在谈及自己的开悟时说：“我只能意识到我的眼睛横在我直立的鼻子之上……（这在禅宗体验中）没什么神秘的。时间自然流逝，日出东方，月沉西方。”禅宗著作也不承认入定体验能赋予人们除了“自我约束”外的其他力量。一个日本佛教徒写道：“瑜伽派声称，人们可以通过冥想获得各种超自然力量，但禅宗不会发表这么荒唐的言论。”
日本人因而否定了印度瑜伽修行的根本性观点，开创了其全新的理论。他们极为热爱入定，这很像古希腊人。日本人把瑜伽修行视作追求完美的自我训练，并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达到人和其行为毫发无差的“娴熟”状态。这既是一种对效率的训练，也是对一种对自力更生的训练。瑜伽修行的效果此时此地即可显现，因为它使人付出不多不少、恰到好处的努力就能应对局势；也因为它能使人控制自己放任不羁的心灵，这样无论外在的人身威胁还是内在的**都不能使其乱了方寸。
这样的训练对僧侣或武士都具有同等意义。日本武士把禅宗当作自己的信仰。在日本，武士们追求和利用这种神秘主义的技巧，不是为了获得完美的神秘体验，而是为了训练自己打肉搏战。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很罕见的，但日本从禅宗初期开始便一直如此。譬如，日本禅宗的开山鼻祖荣西在12世纪时就写成了巨著《兴禅护国论》。禅宗训练了武士、政治家、剑术家和大学生，以求实现相当世俗的目的。如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所说，中国禅宗信仰的历史中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禅宗后来会被日本人当作军事训练的工具。“禅宗和茶道、能乐一样变得非常日本化。偏好冥想和神秘主义的禅宗认为，真理不在经文中，而在人类心灵的直接体验中。人们也许认为，在12、13世纪的动乱时期，禅宗应该会在躲避世俗风暴的僧院中流行，而不是成为军事阶层欢迎的生活规范，事实却恰恰相反。”
日本的许多教派，包括神道，都极为强调冥想、自我催眠和入定的神秘修行法。但是其中有一些观点认为，训练的成功恰好证明了神的仁慈，并把它们的哲学思想建立在 “他人的帮助”，即仁慈的神的帮助之上。以禅宗最为典型的另一些教派则主张依靠“自助”。他们认为，潜在的力量只存在于自己的体内，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增强。无论是日本武士，还是僧侣、政治家、教育家都很欢迎这种说法，他们利用禅宗修行法来支持“顽强的个人主义”。禅宗教诲得格外明确：“禅只寻求人们可在自身发现的光明，不容许任何阻碍。扫清途中一切孽障……遇佛杀佛，逢祖灭祖，遇圣剿圣。唯行此道，方可得救。”
寻求真理的人不能接受二手的信息，比如佛陀教诲、经文圣典或者神学。他们认为，“佛经三藏十二部都是一堆废纸”。人们也许会通过研究它们受益，但它们没法使人灵光一现，唯有灵光一现才能使人顿悟。在一本禅语问答书中，新来的弟子请禅僧讲解《法华经》。禅僧给了他一个精彩的阐述，但听者轻蔑地说：“我还以为禅僧们看不起经文、理论和逻辑解释体系呢！”僧侣回答：“禅，并不在于一无所知，而在于相信真知在一切经文、文献之外。你并没有告诉我你想求知，只是来问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