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学对不同文化的研究中，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之间的区别是一个重要主题。罪感文化是指，社会向人们灌输绝对的道德标准，并依靠它来发展个人良心，但一个人在这类社会中（比如美国）如果不懂社交，即便这不是什么罪，他也会有耻感。他可能会因为在某些场合穿着不当或者说错话，而感到懊恼、羞耻。在一个耻感为主要制约的文化中，对那些西方人觉得应该感到罪恶的行为，人们也会感到懊恼羞耻。这种羞耻感可以非常强烈，且无法像罪恶感一样通过忏悔或者赎罪来减轻。一个犯下罪行的人可以通过坦白倾诉来缓解内心压力。忏悔机制既被用于世俗的心理治疗，也被许多宗教团体使用，虽然这两者在其他方面鲜有共同之处。西方人知道，忏悔能给罪感带来解脱。但是在以耻感为主要制约的文化中，人们的耻感不会因为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向神父忏悔而得到解脱。事实上，只要他的不良行为没有“泄露出去”，他就不会感到羞耻，忏悔对他来说只是自寻麻烦。因而耻感文化中没有忏悔机制，就连向神灵的忏悔都没有。他们没有赎罪仪式，只有祈福仪式。
真正的耻感文化依赖的是外部对善行的认可；与之相反，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赖于把罪恶变成一种内在的观念。耻感是对他人的批评产生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要么是因为他被公开嘲笑和排斥，要么是因为他幻想自己被人嘲笑了。无论哪种情况，都会对他的行为产生强大的约束力。但耻感要求有观众，或者至少在当事人的幻想中有一个观众。罪感却不一样。在有的国家，名誉意味着不辜负自我心中的形象，那么即便恶行不被任何人发觉，他也会感到罪恶，而这种罪感实际上可以通过忏悔来解脱。
早期定居美国的清教徒试图把整个道德观建立在罪恶感上。所有精神病专家都知道，当代美国人总是被良心折磨着。但是如今在美国，羞耻感反倒成为越来越沉重的心理负担，而同时人们却越来越少像过去几代人那样体会极度罪恶感。这种现象在美国被解释为道德的松弛。这么解释固然有一定道理，但这也是出于美国人并不希望耻感成为道德基调，且没有把伴随羞耻感出现的个人的极度懊悔与基本道德体系联系起来。
但日本人这么做了。对他们来说，没有遵循对善行的明确指示，没有平衡各项义务，或没有为突**况做好准备，都是令人羞耻的。他们说，羞耻感是美好品德之本。一个对羞耻感很在意的人自然会遵守所有善行的准则。“知耻之人”有时候被翻译为“有德之人”或者“值得尊敬之人”。在日本的伦理观中，羞耻感的重要地位相当于西方伦理观中的“问心无愧”“笃信上帝”和回避罪恶。因而，从逻辑上讲，一个人在死后不会受到惩罚。除了了解印度经典的僧侣之外，大部分日本人对那种今世积德、后世受报的轮回概念很陌生。除了一些熟读《圣经》的基督教皈依者外，日本人也不承认死后会有善报、恶报，或有天堂、地狱。
羞耻感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占据了首要地位，和其他深切感受到羞耻感的部落或国家一样，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很在意公众评价。他想象别人对他抱有什么样的看法，并根据别人的看法调整行为。当每个人按照相同的规则玩游戏并互相支持时，日本人便可以轻松、悠闲地参与。当他们感觉这是在履行日本的“使命”时，则会带着狂热玩这场游戏。当他们试图把日本美德输出到外国时最易受到攻击，因为对善行的那一套指示在其他地方根本行不通。他们在大东亚充满“善意”的使命失败了，许多人发自内心地怨恨中国人和菲律宾人对他们的态度。
那些经常到美国来学习、经商，且没有受到民族主义情绪蛊惑的日本人经常深切感受到，一旦他们试图在一个规则不那么严格的世界中生活，之前所接受的教育就都“失败”了。他们觉得，日本人的美德无法顺利地输出。此话的重点并非是说，每个人都很难改变自己身上的文化习惯。他们想说的远比这更多。他们有时候会把日本人适应美国生活的难度，和所知的中国人及泰国人的情况做对比，显然后者的难度小得多。日本人的问题在于，他们从小到大培养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他人对自己遵规守礼的认可之上的。然而，当外国人压根儿不在意这些礼节的时候，日本人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他们千方百计试图在西方人的生活中找到相似的细致周密的礼节。但最终发现根本找不到的时候，一些人感到很愤怒，另一些人则感到恐慌。
对于在宽松文化中的生活体验，没人比三岛女士在自传《我的狭岛祖国》中所描述的更为出色了。她极度渴望到美国的大学去念书，但保守的家人不愿意接受美国奖学金的恩惠。她最终说服了家人，去了卫斯理学院念书。她说，老师和其他女学生们都特别和善，但正因为如此，她觉得生活更加艰难。“日本人通常都为自己的完美举止而自豪，但我的这种自豪感却被残忍地伤害了。我生我自己的气，气自己不知道如何举止恰当，也气周围人似乎都在嘲笑我过去的修养。除了这种含糊而强烈的愤怒感外，我再也感受不到其他的情绪。”她感觉自己“像从其他星球来的，原有的理智和情感在这个世界毫无用处。我在日本接受的教养，要求我的一举一动都要优雅，说出口的每个字都要合乎礼仪，但这些却令我在新的环境中特别敏感和难堪，在社交时完全不知所措”。她用了两三年时间才逐渐放松，开始接受其他人提供的好意。她最后认为，美国人的生活带着一种她称之为“微妙的亲密感”的东西。然而，“当我三岁时，我体内的亲密感就被扼杀了，因为在日本它被视作鲁莽、轻浮”。
三岛女士把她在美国认识的日本女孩和中国女孩做对比，并评论美国生活对她们的影响多么不一样。中国女孩具有“沉着的风度和社交能力，而大部分日本女孩却没有。这些来自上流社会的中国女孩是地球上最优雅的生物。她们既和蔼可亲，又具有皇室般端庄的仪容，就好像她们是世界真正的女主人。哪怕在美国这个机械化和快节奏的伟大文明中，她们也丝毫不受干扰，保持了无畏和沉着的风度，这和日本女孩的过度敏感与怯懦形成鲜明对比，也显示了社会背景的根本性不同”。
三岛女士和其他许多日本人一样，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网球专业选手参加了棒球锦标赛，本来的专业性完全作废。她感到以前所学的技能无法在新的环境中发挥作用，所受的训练也毫无用处。因为美国人不需要这些东西。
一旦日本人接受了美国不成文的行为准则，无论接受到什么程度，他们都难以想象自己还能再适应日本严苛的生活了。有时候他们把过去的生活称为“失去的天堂”，有时候是“桎梏”，有时候是“监狱”，有时候又是装点着矮松的“小花盆”。只要这棵迷你松树的树根不撑破盆底，它就是一件能够为迷人的庭院增添雅趣的艺术品。但一旦它被移植到了正常的土壤中，这棵矮松就再也不能被放回盆中了。这些人认为自己不可能再成为日本庭院中的装饰品，因为他们体会到了日本道德困境的最极端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