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具有特权的童年早期对日本人造成了各种影响，但他们并不认为后期以羞耻心为道德基础的约束就纯粹是剥夺权利。如我们前文所述，他们经常挑战基督教中“自我牺牲”的观念。他们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一种牺牲。甚至自杀这类极端的例子，在他们看来也不属于自我牺牲的范畴，而是把它说成是为了尽忠、尽孝或义理“甘愿”去死，以达到自己渴望的目标。不然死了也不过是“犬死”，毫无价值。日语中的“犬死”没有英语中死于落魄的意思。英语把一些远不如自杀极端的行为也称为“自我牺牲”，但在日语中它们只属于“自尊”的范畴。自尊总是意味着要约束自己。约束和自尊同等重要。伟大的事业只有通过自我约束才能实现。美国人强调自由是成功的先决条件，生活经历不同的日本人却不这么认为。日本人的道德准则公认的第一信念是：只有通过自我约束，才能使自己更具价值。除此以外，他们还能怎么控制那个充满冲动、扰乱正常生活的危险的自我呢？
有个日本人说道：“漆坯上涂的漆经过一年又一年变得越来越厚，完工后的漆器也就越来越珍贵。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他们说，‘剥掉俄国人的皮，你会发现一个鞑靼人’。有人也可能这么说日本人，‘剥掉日本人的皮，剥掉那层漆，你会发现一个海盗’。但不应忘记的是日本外层的漆很珍贵，是漆成就了手工艺品。漆不是赝品，也不是用来掩盖瑕疵的劣质涂料。至少和它所装饰的坯质同等珍贵。”
西方人很容易注意到日本男性行为中的矛盾性，这是日本育儿方式的不连贯性造成的。无论经历了多少道“上漆”，他们意识中总是有着童年的深刻烙印：他们在自己的小家庭里宛如神仙，攻击性被纵容，欲望被满足。正因为这种深植于心的双重性，日本成年人可以在对浪漫爱情的沉溺和对家庭义务的绝对服从之间自由切换，一方面履行无比极端的义务，一方面又沉溺于享受和安逸。不断强调谨慎的训练使他们行动懦弱，但同时他们又勇敢得近乎鲁莽。他们可以在等级森严的情况下表现得特别顺从，但又不轻易接受上级的控制。他们可以彬彬有礼，但同时又高傲自大。他们可以接受军中严苛的纪律，但又叛逆不服。他们可以极端保守，但又被新方式吸引，这一点在他们不断吸取中国习俗和西方知识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日本人性格中的双重性制造了紧张，对此不同的日本人反应不同。但无论哪一种反应，都在解决同一个基本问题，即协调童年早期所体验到的冲动及包容，与后来生活中保障安全的束缚之间的矛盾。许多人难以处理好这个矛盾。有些人像道学家一样竭尽全力控制自己的生活，生恐人生中发生任何冲动失控的事件。由于这种自发性冲动不是幻想，而是曾经体验到的东西，他们的恐惧便更为严重。他们保持淡漠超然的模样，严格遵守自己设定的规则，把自己当作能发号施令的权威。有些人则更为分裂。他们害怕自己灵魂中郁积的攻击性，故意表现得木然以加以掩饰。他们的思绪沉溺于日常琐事，只为了暂时忘却真实的感受。他们机械地执行纪律严明的日常活动，尽管这些活动根本没有意义。受童年早期影响更大的那些人在成年后对社会的种种要求更为紧张。他们试图更加依赖他人，但这对于成年人显然不适宜。他们觉得任何失败都是对权威的不敬，因而每一次努力都会令他们极为焦虑。那些无法靠生搬硬套来对付的突**况总会把他们吓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