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日本人是有礼貌的典范。从他们出色的待人接物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在极力限制那些洗刷污名的场合。日本人虽然仍把令人愤怒的侮辱当作鞭策，他们还是希望这种情形尽量不要发生。他们认为，只有在某些明确规定的场合，或者当消除侮辱的传统习俗在压力下失效时，洗刷污名的情形才应该发生。毫无疑问，正是对这种鞭策的使用，使日本有能力在东亚占统治地位，也促成了它在过去十年间对英美的政策。但是，关于日本对侮辱的敏感和对复仇的渴望，许多西方国家的讨论更适用于新几内亚那些利用侮辱的部落，而非日本。许多西方人对日本此次战败后的行为预测太脱离实际了，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人给予“对名声的义理”的特殊限制。
日本人虽然礼貌，但美国人不应该低估他们对诋毁的敏感度。美国人喜欢互相斗嘴，随意评论，并将之视作游戏，因而他们很难认识到这些轻微的批评对日本人来说极为严重。日本艺术家牧野芳雄在美国出版了自传，书中生动地描述了日本人对“讥笑”的典型反应。牧野成年后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美国和欧洲度过的，但他强烈地感觉自己仿佛依旧住在位于爱知县农村的家乡。父亲曾是地位很高的地主。他作为年纪最小的孩子，从小在优良的家庭环境中享受了万千宠爱。但在童年末期，母亲去世了；不久以后父亲破产，变卖了所有家产来支付债务。家庭破碎了，牧野又身无分文，无法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他的志向之一就是学习英语。为了学习语言，他给附近的一个教会学校当看门人。在十八岁时，虽然从未去过比附近几个小镇更远的地方，但牧野已经下决心要去美国。
我拜访了一个传教士。比起其他人来，我最信赖的就是他了。我告诉他我想去美国，并希望他能给我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但令我极为失望的是，他叫道：“什么？你想去美国？”
他的妻子当时也在同一个房间，他们两人一起讥笑我。在那一刻，我感觉好像头顶的血液降到了脚底。我在原地沉默地站了几秒钟，然后没有和他们道别就径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对自己说：“一切都结束了。”
第二天早上我就离开了。现在我想写出我当时这么做的理由。我总是认为，“不诚”是世界上最大的罪行，而同时，没有比讥笑更不诚的事了！
我总是原谅他人的愤怒，因为偶尔脾气暴躁也是人性之一。我通常也会原谅对我撒谎的人，因为人性是那么脆弱，人们经常没有足够坚强的意志来克服障碍，道出真相。我也会原谅那些传播无根据谣言诋毁我的人，因为当有其他人劝你这么做时，你很可能抵抗不了**。
甚至根据个案的情况，我也可以原谅杀人犯。但是讥笑，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原谅。因为人们正是因为内心不诚，才会讥笑无辜的人。
让我告诉你们我对两个词的定义：杀人犯——谋杀他人肉体的人。讥笑者——谋杀他人“灵魂”和心灵的人。
灵魂和心灵，远比肉体更加珍贵，因而讥笑是最可怕的罪行。确实，那个传教士和他的妻子试图谋杀我的灵魂和心灵，我当时体会到了强烈的心痛，感觉我的心在呐喊：“你们为什么这么做？
第二天早上，牧野芳雄把他的所有物品打成包袱，离开了教会学校。
传教士讥笑一个身无分文的乡下男孩想去美国当艺术家的念头。牧野感觉他被传教士的不诚“谋杀”了。只有等到他实现了目标，他才能洗刷自己被玷污的名声。在被传教士“讥笑”后，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离开那里，并证明自己有能力去美国。牧野指控传教士时用的英文单词是“不诚”（insincerity），这或许读起来有点奇怪；对于美国人来，那个传教士的惊叹似乎是相当“诚”(sincere)的。但牧野其实是在使用这个词的日本意思。日本人觉得一个人看不起他人，却又不想激起他人攻击自己，那他就是不诚的。这样的讥笑充满恶意，证明了此人的“不诚”。
“甚至根据个案的情况，我也可以原谅杀人犯。但是讥笑，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原谅。”既然“原谅”是不合适的，那么另一个对“诋毁”可能的反应是复仇。牧野通过来到美国为自己洗刷了污名。但是对侮辱或者失败的复仇，在日本传统中是地位很高的“好事”。写书给西方读者看的日本人有时候会用生动的形象化比喻来描述日本人对复仇的态度。1900年新渡户稻造曾在《武士道》一书中写道：“复仇中的某些东西可以满足人们的公平感。我们对复仇的感觉完全就如同我们的数学能力，除非方程式两边的结果相等了，否则总感觉有事未完成。”冈仓由三郎在《日本的生活和思想》一书中，把复仇与一个特别的日本习惯做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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