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各种文化客观研究的今天，不同的民族通常对“真正的尊严”有不同的定义，正如同他们对“羞耻”有不同的定义一样。有些美国人在叫嚷：“日本人没有自尊，除非我们强迫他们接受平等主义。”他们犯了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毛病。如果真像这些美国人说的想要一个有自尊的日本，他们就必须先认清楚日本的自尊根基是什么。和托克维尔一样，我们逐渐认识到并相信，贵族式“真正的尊严”正从近代世界中消失，一种新的更高贵的尊严正在取而代之。毫无疑问，日本也是一样。但是，日本今天必须在它自己的基础上重建其自尊，而不是西方人的基础。日本必须以自己的方式来净化自尊。
除了各就其位以外，“对名声的义理”也必须匹配其他方面的各种责任感。借钱者想要贷款时，可以拿自己“对名声的义理”做担保。一代人以前，日本人通常会说：“如果我还不了债，我愿意被公开嘲笑。”如果他真的还不了债，他不会照字面意思真的被公开嘲笑。日本没有那种公开审判或者公开侮辱的习惯。但每当新年临近时，旧账必须清算，那些无力支付的负债人很可能会以自杀来“洗刷污名”。如今的除夕夜，依然会有人通过自杀来补救名誉。
各式各样职业上的责任感都涉及“对名声的义理”。当某些特殊状况令某人进入公众视野并成为众矢之的时，日本人的要求总是令人难以置信。譬如，日本有许多校长自杀，尽管他们和火灾没关系，但是学校的火灾差点烧毁了天皇的照片。也有一些老师冲进大火抢救天皇照片而被烧死。他们的死，显示出他们多么重视“对名声的义理”，以及对天皇的“忠”。在其他许多有名的故事里，有些人在捧读天皇的《教育敕谕》或者《军人敕谕》时口误、念错了字，最后竟以自杀洗刷污名。在现任天皇在任期间，有人因为不小心给儿子起名“裕仁”（当今天皇的名字，在日本绝不能说出口），最后居然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并自杀。
“对名声的义理”严格要求专业人士，却不一定像美国人理解的那样，必须对专业水准有很高的要求。教师会说：“作为一个教师，我如果承认自己不知道，就没法履行对名声的义理。”他的意思是，如果他不知道青蛙属于哪个物种，他也只能假装他知道。一个英语教师哪怕只学过几年英语的皮毛，也绝不会承认，任何人都有可能指出他的错误。“对教师名声的义理”特指这种自我防御。为了履行对商人名声的义理，商人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资产几乎耗尽，或者他为公司制订的计划失败了。外交官在义理上也不能承认他的外交政策失败了。以上所有这些义理的提法，都把一个人和他的工作高度等同起来。任何对他的行为或能力的批评自然等同于对他本人的批评。
对于他人对自己无能和失败的指责，其实在美国也经常会出现与日本人相似的反应。美国人对于他人的诋毁也总是火冒三丈，但很少会像日本人一样自我防御。如果一个美国老师不知道青蛙属于什么物种，他觉得最好承认自己不知道，而不是假装知道，即便他可能忍不住会掩饰自己的无知。如果一个商人不满意他自己提出的方针，就应该下达一个新指令。他不认为自尊是建立在坚持自己永远正确之上的。如果错了，他应该要么辞职，要么提前退休。但是日本人的这种防御心根深蒂固，因而在日本，不当着别人的面过多地指出他专业上的失误是比较明智的做法，也是到哪儿都适用的礼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