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对名声的义理”的完整意义，就不能不把它和日本其他的“非侵犯性”品质相比较。日本人生活中的某些特定情形，会要求人们具备一系列品质，除了复仇心外，还包括冷静和克制的行为。坚忍冷静，是一个值得尊重的日本人必须具备的自我控制能力，也是“对名声的义理”的一部分。它要求女人在分娩时不能哭喊，男人遭遇疼痛和危险时不能情绪化。当洪水即将冲走日本的村庄时，每个有自尊的日本人会收拾起他必须带走的物品，寻找避灾的高地。整个过程没有哭喊，没有四处奔逃，也没有恐慌。当飓风暴雨来袭时，人们也展现了同样的自我控制能力。这样的行为可以展现日本人的自尊，尽管他们也许无法完全做到。日本人觉得美国人的自尊不要求他们自我控制。由于日本人的自我控制含有“位高则任重”的意思，所以在封建时期对武士的要求比对百姓更高。但是，虽然对百姓的要求没有这么严格，却依然遵守所有阶层的生活准则。如果说对武士的极致要求是他们能够完全忍受肉体上的疼痛，那么对普通百姓的极致要求则是忍受佩刀武士的侵犯。
日本很多家喻户晓的故事主题都是坚忍的武士。武士必须忍受饥饿。不过这一点几乎不值一提。他们奉命在哪怕快饿死了的时候，也要假装自己刚刚吃过，并用牙签剔牙。日本格言说：“雏鸟啼哭讨食，武士牙签剔牙。”在此次战争中，这句话成了新兵的军中格言。他们也不能对疼痛妥协。日本人的态度就像那个少年兵对拿破仑的反驳：“受伤了？不，陛下，我已经被打死了。”一个武士直到死都不应当露出一点痛苦的迹象，他必须忍受疼痛，不能皱一下眉头。据说，1899年去世的胜伯爵小时候睾丸曾被狗撕裂。虽然生于武士家庭，但当时他家几乎一贫如洗。当医生为他做手术时，他父亲用剑指着他的鼻子，说：“如果你哭喊一声，我就会杀死你。至少这样死还不至于太丢脸。”
“对名声的义理”也要求人们遵照各自的身份地位生活。一个人如果做不到，他就不配有自尊。德川时期的《取缔奢侈令》详尽规定了各个阶层的一切吃穿用。遵照这些标准来生活，是日本人保持自尊的一部分。法令依据的是世袭的阶级地位，这一点令美国人感到震惊。美国人的自尊是与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捆绑各阶层的“取缔奢侈令”否定了美国社会的基础。德川时期的法令还有此类陈述：甲阶层的农民只能给孩子买这样那样的玩偶，而乙阶层的农民只能买另一种玩偶。这些规定也令美国人感到震惊和恐惧。但是，美国社会其实也有自己的一套约束规则。比如说，一个工厂主的孩子拥有一整套电子火车玩具，而一个佃农的孩子有个玉米棒当玩偶就心满意足了，美国人默认这种区别，从不加以指责。美国人接受收入上的差距，并认为这是合理的。争取一份更高的薪水已经成了美国人自尊体系中的一部分。如果玩偶是根据收入来分配的，那就不会违背美国人的道德观念。人们变富了自然会给自己的孩子买更好的玩偶。但是在日本，变富则可能遭到人们的质疑，安守本分、各就其位才不会。甚至直到今天，日本人无论贫富，还是通过遵守等级制的种种习俗来保持自尊。这种品质对美国人来说十分陌生。法国人托克维尔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指出了这一点。他生于18世纪的法国，尽管对追求平等的美国不吝赞美，但托克维尔本人熟悉并热爱的还是贵族的生活方式。他认为尽管美国具有各种美好品质，却缺少真正的尊严。他说：“真正的尊严意味着各就其位，不卑不亢。不论对于农民还是王子来说都是一样的。”托克维尔应该能够理解日本人的态度，即阶层差异本身并不使人羞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