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名声的义理”，是指保证名声不被玷污的责任。它涉及一系列的品质——有些在西方人看来可能是矛盾对立的，但对日本人来说是和谐统一的。因为，这些品质不是基于回报恩情的责任，而是“在恩情的范围之外”的。它们是指那些不涉及亏欠，只维护自身名誉的行为。因而，此类义理包括：遵守所有与“恰当地位”相对应的烦琐礼仪；显示对痛苦的坚忍；在专业技能和手艺上维护自己的声誉；等等。对名声的义理同样要求人们采取行动，为自己洗刷耻辱和诋毁——诋毁会破坏一个人的好名声，所以应该消除。一旦被诋毁，当事人可能有必要对诋毁者采取复仇行动，或者自杀。当然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许多其他可能的做法，总之，当事人绝对不能轻描淡写，不加理会。
日本人没有一个专门的词用来称呼我所说的“对名声的义理”。他们只把它描述为：在恩情范围之外的义理。这是他们分类的基础，但是这种基础没有道出这样一个事实：“对社会的义理”是回报仁慈的责任，而“对名声的义理”则首先包括复仇。事实上，西方语言把这两者分成“感恩”和“复仇”两大范畴，但日本人不以为然：为什么一个人对仁慈的回报和对恶意的愤怒不能属于同一种品德呢？
在日本，两者正是属于同一种品德。一个正义之人对侮辱和恩惠的感受同样地强烈。无论是报复侮辱，还是报答恩惠，他的行为都是高尚的。他不用像美国人那样把一个叫作侵犯，另一种叫作非侵犯。对他来说，只有在“义理的范畴”之外发生的行为才可被称作侵犯。所以只要一个人在遵守义理的前提下，洗刷他人对自己的污蔑，他就没有犯下侵犯之罪。他不过是在清算旧账。日本人说，只要受到的侮辱、诋毁或者失败没有被报复或消除，“这世界就是失衡的”。一个正义之人必须试图使世界恢复原来的平衡。这是人的美德，而非人性之恶。“对名声的义理”以及日语中把它与感恩及忠诚结合的方式，其实在欧洲的某些历史时期也曾是一种西方式美德。它在文艺复兴时期非常盛行，特别是在意大利。它和古典时期西班牙的elvalorespa?ol（西班牙的价值）和德国的dieEhre（荣誉）有很多共同之处，甚至和一百年前欧洲决斗的道德基础也有相似之处。无论是在日本还是欧洲，凡是那些视洗刷耻辱为美德的国家，其道德核心总是超脱了任何物质层面的追求。当一个人越是为了“名誉”牺牲自己的财产、家庭和生命，他就越高尚。“对名声的义理”是道德定义的一部分，也是这些国家提倡“精神”价值的基础。它当然会为他们带来巨大的物质上的损失，从损益的角度看是不合理的。正是在这一点上，这种荣誉观和美国生活中残酷的竞争及公开的敌意截然不同。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交易可能完全不遵循游戏规则，只是一场为了得到或保住物质利益的战争。在美国，只在一些特例中——比如，肯塔基山区的家族世仇——才流行这类属于“对名声的义理”范畴的荣誉观。
但是，亚洲的传统美德却并不包含“对名声的义理”，以及伴随它的敌意和伺机报复。如人们常说的，它并不是“东方的”。中国人没有这种观念，泰国人和印度人也没有。中国人觉得，这种对侮辱和诋毁的敏感是（道德上）“小人”的特征。和日本人相反，中国人不把它看作是理想中高贵品质的一部分。在中国伦理中，突然发作的暴力行为也是错的，哪怕是出于报复侮辱的目的，也不会变得正确。他们觉得一个人表现得如此敏感是非常可笑的。他们不会试图用高尚伟大的行动来证明那些诽谤毫无根据。泰国人也完全不会对侮辱如此敏感。和中国人一样，泰国人重视诋毁的办法，就是让诋毁者自己显得可笑，他们不会因此觉得自己的荣誉受到了质疑。他们会说：“暴露诋毁者粗鄙嘴脸的最好办法，就是向他退让、认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