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我解释为什么我会害怕寒冷的气流，走进冰冷房间时为什么颤抖得比其他人更厉害，夜晚的凉气悄然钻过温暖的秋日白昼而来时我为什么会露出反感和嫌恶的神色。有人说我对寒冷的反应就像别人对恶臭的反应一样，最不可能反对这个说法的就是我本人了。在此我将讲述的是我平生经历过的最恐怖的情形，它是否能对我的特殊习性构成足够合理的解释就留给你判断了。
认定恐怖与黑暗、寂静和孤独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是错误的。我遇到它时是阳光灿烂的下午三四点，大都市的嘈杂声响不绝于耳，身处破旧而平凡的寄宿公寓之内，乏味的女房东和两名健壮的男人陪伴着我。一九二三年春，我在纽约市只找得到枯燥无聊而且不挣钱的杂志社工作，由于付不起像样的租金，不得不辗转于廉价寄宿公寓之间，寻找一个能满足环境还算干净、家具看得过去和价格非常合理这三个条件的房间。情况很快发展到我只能在不同的倒霉地方之中选择一个的程度了。还好过了一段时间，我在西十四街偶然撞见一幢房屋，它带给我的反感少于其他我尝试过的地方。
那是一幢四层楼的褐砂石宅邸，修建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木料和大理石上遍布污渍，遭到污损的荣光说明它是从有品位的富裕阶层手中跌落凡尘的。房间相当宽敞，天花板很高，装饰着难以想象的壁纸和华丽得荒谬的灰泥檐口，总能闻到令人抑郁的霉味和一丝隐约的饭菜味。好处是地板干净，床单更换得尚可忍耐，热水突然变冷或停止供应的次数不太频繁，因此我将其视为一个勉强可以接受的栖身之处，待到日后我能重新过上真正的生活再说。女房东姓埃雷罗，是个邋遢的西班牙女人，面部毛发浓密得像是长了胡子，她从不用家长里短来烦我，也不批评我在三楼的过道房间的电灯总是开到深夜。公寓里的其他租客都如你能够指望的那样安静、不爱交际，他们以西班牙人为主，鄙俗和粗鲁的程度只比极端稍好一点儿。唯一烦人的东西就是楼下马路上有轨电车搞出的刺耳响动。
第一件怪事发生时，我已经在此处居住了三周左右。一天晚上，大约八点钟，我听见水滴在地板上的声音，忽然觉察到我在呼吸带着氨水味的空气已经有好一会儿了。我环顾四周，看见天花板湿漉漉的，正在滴水。渗水似乎是从临街的屋角开始的。我急于从根源上阻止漏水，于是匆忙跑到地下室通知女房东，她向我保证很快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穆尼奥斯医生，”她在我前面冲上楼，“他弄洒了他的化学品。他这个医生，自己病得太严重——而且越来越严重——但又不肯找别的医生帮忙。他这个病特别奇怪——成天泡难闻的药浴，既不能激动，也不能去暖和的地方。他的家务事都是自己来做——他的小房间塞满了瓶罐和机器，根本不做医生的事情。但他曾经很厉害——我父亲在巴塞罗那听说过他——不久前还治好了水管工意外受伤的胳膊。他从不出门，只上屋顶，我儿子埃斯特万给他送吃的、衣服、药物和化学品。我的天，他用铵盐来保持低温！”
埃雷罗夫人爬上通往四楼的楼梯，身影看不见了，我返回自己的房间。氨水不再滴落，我擦干净地上的水迹，开窗通风，听见楼上响起女房东沉重的脚步声。除了汽油驱动的机器发出的特定声音，我从未听到过穆尼奥斯医生的响动，他的脚步既轻柔又和缓。我想了一会儿究竟是什么怪异的病痛在折磨这位先生，他倔强地拒绝外部帮助是不是某种毫无缘由的怪癖。我的结论颇为陈腐：显赫一时的人变得穷困潦倒肯定伴随着无穷无尽的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