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手伸出来，手掌向外，我看到她的食指上有一块黑墨水的痕迹，那是她从前为报纸画插图时留下来的。她在对我们做对车上老人也做过的那个手势。
“妈妈，先等等，我有一句话说。”
我伸手去拉妈妈，可她的衣服像影子一样从我手里一掠而过。我抓到的只是一小块蓝色。而我头顶上的大星星，突然发出特别明亮的光来，轻轻抹掉了我手掌里最后剩下来的一点蓝光。
“妈妈！”
妈妈身后高大的野草“哗哗”地响着，虽然没有一点点风，可是它们深深地向两边分开去，让出一条路来，在野草的深处，有一小块被蓝色的大星星照得发白的空地。
妈妈的蓝影子渐渐淡了，像街上的雾气一样散了。
我的妈妈没有了。
然后，有一些小小的纸片从野草丛里飘出来，落到我们的面前，那是我刚刚交给妈妈的照片，只是一小会儿，可照片变旧了好多，边边角角全都磨毛了边。妈妈到底没能把人间的礼物带回去，她把它们还给我。只是在每张照片上她都为我贴上了一朵蓝色的小花朵，现在，它们成了妈妈给我的礼物，使我记住一个有精灵妈妈的童年。
一直沉默着的李雨辰突然放声大哭，有一样东西“咚”地落到地上，那是一罐可口可乐，上面还有连环奖的标志，是李雨辰给妈妈的临别礼物。“你的妈妈也是我的妈妈。”她大哭着说。
爸爸慌忙去捂李雨辰的嘴，说：“别哭别哭，要不然，精灵会走得很痛苦的。求你别哭。”
李雨辰马上自己捂住了嘴。
就让我的妈妈好好地回家乡去吧，不要哭。
后记
我的孩子陈太阳差不多四岁时，从中国福利会的全托托儿所毕业，升入中国福利会幼儿园，开始回家来住了，那是1993年。只要我在家，每天晚上做两件事，给她洗澡，然后给她讲一个睡前故事。要是太阳想让爸爸讲故事，爸爸就指着我，对她说，你妈在行，她是“十二种颜色的彩虹”[1]的主持人，专业讲故事的。
那时我们家还没有电热水器，太阳坐在一只大红盆里洗澡，水里滴一些花露水。我给她身上浇水，她往我身上撩水，我的衣服很快就湿漉漉的。我大学时代深受皮亚杰、弗洛伊德以及荣格等一众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的心理学著作的影响，深信不可以用暴力给孩子造成童年创伤。所以，不可打骂孩子，尤其是母亲不可打骂女孩子，剩下来就只有一条路了，只能斗智。
有一天，我撩起自己的衣服，让她看我的肩胛骨，说：“那里藏着个翅膀。”太阳停下手来，狐疑地看着，又用手来摸。“真的。”她嘟囔着，因为摸到了皮肤下肩胛骨的边缘。那儿实在很像翅膀的边缘。她狐疑的时候，表情活像奈良美智笔下的小女孩。
那时，我已经为太阳朗读过小川未明[2]的童话《羽衣》了，因此她已知道，在日本，有的妈妈在衣柜里藏着一对翅膀，一旦穿上翅膀，就飞走了，再也不会回来。
“我没藏在衣橱里，我是长在身体里面的。”我特意诚恳地解释，“要是你把我这里的皮肤打湿了，翅膀就会自己长出来。要是翅膀藏不住了，就只能飞走了。”
跟着小川未明的路，轻易地就把故事编出来了。小川的故事是凄厉的，绝不妥协，我本能地抵抗了一下，将其变得委婉些。
“那么你会飞啦？”太阳好奇地望着我，甚至忘记在我给她搓手臂上的脏东西时，她要杀猪般地叫痛了。
“只能飞走，不能飞来飞去的。”我也很聪明，防止她立刻让我带她飞。
这是多年前的晚上，那天洗完澡，用大毛巾裹起太阳，抱回她的小**，就开始和她讨论我的问题。那个惊天秘密是，我不是一个普通的妈妈，而是精灵。太阳在自己手指上涂上一点儿唾沫，在我脸上擦了擦，判断我是不是纸头做的，上面是不是涂了颜料。因为幼儿园里演戏，妖怪和神仙都是戴纸头面具的。结论当然是否定的。
“你要是可以一直飞来飞去就好了。”太阳遗憾地说，“你就带我飞着玩。”
“就像彼得·潘带着温迪。”我说。
“你也没有丁克铃。”太阳看看我身后，极认真地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