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就熟悉他写的信了，在拉文纳的时候就收到过，我本也不该失望的，可是那天，我把这张硬撅撅的信纸一撕两半，随手就扔进废纸篓里了。愤愤地看着肮脏的花园和贝斯沃特街边高低不平的地面，凝视着那些交错的排污管道、防火楼梯和突出来的小小花房，我心里的眼睛看到安东尼·布兰奇苍白的面孔从纷乱的枝叶中显现出来，就像那天在泰晤士餐馆的烛光中朦胧出现一样，在车水马龙的嘈杂声里，我依然听到他的声音在清楚明白地跟我说：“塞巴斯蒂安有时候寡淡了一点，我们也不能怨他……我听他说话时，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吹泡泡’那个让人直犯恶心的画面来。”
以后好多天，我一直觉得自己在怨恨塞巴斯蒂安。直到星期天下午，他发来了电报，才把这个怨恨阴影驱散了，可这个电报本身却又增加了另一个更深的阴影。
父亲出去了，回来时发现我正焦躁不安地团团乱转。他站在走廊里，头上还戴着巴拿马草帽，面含微笑地对着我。
“你猜不出我这一天是怎么过的。我上动物园去了，真是太愉快了，看来那些动物很喜欢晒太阳。”
“父亲，我现在得马上走了。”
“是吗？”
“我的一个好朋友——出大事情了，我得马上赶到他那儿去。海特现在正给我收拾行李。过半小时有一趟火车。”
我把电报拿给他看，电报写得很简单：
重伤速来，塞巴斯蒂安
“嗯，”父亲说，“我很难过看到你如此慌乱。看电报，很难讲事情真会像你想的那样严重，否则也不可能由受伤者本人签名了。当然了，他也可能神志清醒，只不过眼睛看不见了，脊梁骨摔断而瘫痪了。你究竟有什么必要到那儿去呢？你又不懂医学，你又没有担任什么神职。你是不是巴望得到他的遗物？”
“我跟你说过了，他是我特别要好的朋友。”
“噢，奥姆-赫里克也是我特别要好的朋友，但我就不会在一个暖洋洋的星期天下午手忙脚乱跑到他病床前去。我还得盘算一下奥姆-赫里克太太是不是欢迎我去呢……可我看你倒并没有这样的顾虑。我会惦记你的，亲爱的儿子，不要为我急着回来。”
八月的一个星期天傍晚的帕丁顿火车站。阳光透过屋顶的毛玻璃窗，书摊已经关门了，几个乘客在搬运工人旁边不慌不忙地溜达着走……此情此景大可以让别人少安毋躁，对我可不管用。火车几乎是空的。我把手提箱放到一间三等车厢的角落里，然后在餐车里占了个座位。“正餐要过了雷丁站才有，先生，大约七点。您现在要来点什么？”我要了杜松子酒和苦艾酒。火车一出站酒就送上来了，刀叉按常规摆放着。艳丽的风景在窗前倏忽而过，可是我对那景致没有一丝兴致。相反地，脑子里的恐怖就像加了酵母一样在不断膨大，大片的泡沫泛起来，呈现出种种灾祸来临的情景。防护栏有人随便举起一支上着膛的枪，马匹或站或立或走动，阴暗的池塘，水下埋着桩子，榆树的枝杈突然在一个宁静的早晨掉下来，一辆汽车抢进了一个死角……种种文明生活里的威胁都从脑子里钻出来，死死缠住我不放。我甚至想象出有个杀人狂魔挥舞着一截铅管子在黑暗的地方做着怪脸。麦田和大片林地飞速掠过，融合进金色夕照里，车轮滚滚，轰轰地在耳中反复震**着。“你来晚了，你来晚了。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
我吃了东西后换乘往那里去的火车，黄昏时抵达目的地梅尔斯特德-卡布里站。
“是去布莱兹赫德的吗？先生，是的，茱丽娅小姐正在停车场等您呢。”
她坐在一辆敞篷车里。我立刻认出她来。不可能认不出。
“赖德先生？跳进来吧。”她说话的语调和神情跟塞巴斯蒂安一模一样。
“他怎么样了？”
“塞巴斯蒂安？哦，他好着呢。你吃过饭了吗？唉，我想餐食一定糟透了。家里有吃的……就我和塞巴斯蒂安在，就想着等你来了再一起吃。”
“他出什么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