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的当然有道理，”他说，“把艺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神学是如此严谨，可一位不可知论者居然也相信神学，不寻常。”
“科迪莉娅已经答应为我祷告了。”我说。
“她为她的猪连续祷告过九天。”塞巴斯蒂安说。
“你知道，我莫名其妙的。”我说。
“我觉得我们会引起人们反感。”布莱兹赫德说。
这晚上我才知道事实上我对塞巴斯蒂安是有多么不了解，才明白他想方设法将我隔离到他的生活圈子之外到底是为什么。他就像我在公海客轮上认识的一个朋友，可现在，我们却在他家乡的港口靠岸了。
布莱兹赫德和科迪莉娅走了。会场上的帐篷拆了，旗子也拔了，被踩踏的草地慢慢回复青绿。以闲散逍遥开始的这个月，瞬间就到了头。塞巴斯蒂安在走道撇下了他的拐杖，也撇下了他当初的脚痛。
“你最好跟我一起去威尼斯。”他说。
“我可没钱。”
“我想过这个。等到了威尼斯就可以靠我父亲了。旅费么，律师们会给我买头等车卧铺票——这笔钱够两个人坐三等车了。”
于是我们出发了。先乘廉价海轮横渡海峡去敦刻尔克，顶着晴朗澄澈的夜空在甲板上坐了一夜，看着沙丘那边的黎明破晓，然后再搭硬座车去巴黎，到了巴黎就坐车到了洛蒂旅馆，洗了澡，刮了脸，在福约餐馆吃了午餐，餐馆里很热，座位空着一半，随后又头晕眼花地逛了商店，其后在一家咖啡馆里一直坐等到火车开车时刻。我们在暖洋洋却尘灰遍天的傍晚到达里昂站，接续换乘南下的慢车，还是硬座，车厢里挤满了回家的穷人——与北欧各国的穷人一样，带着大包小包的，对权威现出谦卑的神色——还有销假回归的水手。火车颠簸运行，时停时走的，我们的睡眠也是时断时续。夜里换过一次车，一上车又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车厢已经空了。车窗外闪过松林和连绵远山，边境上的士兵穿着簇簇新的制服，在车站自助餐厅用过咖啡和面包，周围全是带着南部的体面，大方又欢快的人们。火车开到平原上，针叶松变成了葡萄藤和橄榄树。在米兰又转了车，从移动手推车上买了蒜肠、面包和一瓶奥维多白葡萄酒（在巴黎把钱花精光了，只剩下那几法郎）。日上三竿，整个意大利都蒸腾着热气。车厢里坐满了农民，每到一个车站都挤得水泄不通抢上抢下的，闷热的车厢充满了大蒜味儿。傍晚，我们终于到达了威尼斯。
一个面色阴郁的男人在那儿迎候我们。“爸爸的仆人，普兰德。”
“我先接了那趟快车，”普兰德说，“老爷寻思你们一定看错时刻表了。这趟车看起来才从米兰来。”
“我们是坐三等车来的。”
普兰德淡然有礼地笑笑。“有个冈朵拉在这儿。我坐汽艇拉行李。老爷去了利多，不一定能赶在你们头里到家——当时还以为你坐快车来，现在应该已经到家了。”
他带我们上了等着的冈朵拉。船夫们穿着白绿色制服，胸前别着银章，见到我们笑着弓身施礼。
“回大屋，普朗陀[3]。”
“是，普兰德先生。”
船离岸。
“你以前来过这儿没有？”
“没来过。”
“我来过一次，坐船来的。走这条路就到了。”
“瞧，我们到了，先生们[4]。”
大屋有些盛名之下难副其实，帕拉丁风格的正门，石阶上长满青苔，森暗门廊用粗犷的石材建成。有个船夫跳到岸上，把船系在柱子上，然后去按门铃；另一个船夫站在船头，将船一直驶到石阶前。门开处，一个身穿俗里俗气的条纹亚麻夏装制服的仆人引我们走上台阶，方始从昏暗走到光亮处，华贵的钢琴上洒满阳光，丁托列托学派的壁画与这壮丽府邸交相辉映。
我们的房间在楼上，要上一段委实很陡的大理石楼梯，房间的百叶窗关着以便遮挡阳光。仆人把窗子推开，我们看到了外面的大运河。**挂着蚊帐。
“现在没有蚊子。”
每个房间都只有一个不算大的衣橱，一面镀金框的雾雾沼沼的镜子。地板是裸大理石，没有铺地毯。
“觉没觉得有点儿萧瑟凄凉？”塞巴斯蒂安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