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是。你生病住院去了，一个人的滋味可真不好受。那孩子是懒骨头——我需要他时，他总是溜出去。有一回在外面待了整整一夜，我睡醒了竟然没人给我煮咖啡。脚里全是脓的滋味可真不好受。睡得也很不好。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也要溜出去，到有人能够照顾我的地方去。”他双手击掌，可是没有仆人来。“你看见了？”他说。
“你想要什么？”
“香烟，我床底下那只袋子里还有一些。”
塞巴斯蒂安痛苦地从椅子中站起来。
“我去拿吧，”我说，“床在哪儿？”
“不用，这是我的事。”塞巴斯蒂安说。
“是的，”库尔特说，“我觉得这是塞巴斯蒂安的事。”
于是我就把他和他朋友留在这条胡同尽头的一间封闭小屋里了。对塞巴斯蒂安，我再也无能为力了。
本来我打算直接回巴黎去，可是塞巴斯蒂安生活费的这桩公案，却意味着我必须得回伦敦见布莱兹赫德。我是走海路回去的，在丹吉尔搭上了半岛和东方航运公司的客轮，六月初到的家里。
“依你看，”布莱兹赫德问道，“我弟弟和这个德国人之间有没有不道德的地方？”
“没有。肯定没有。只不过就是两个无家可归的碰上了而已。”
“你是说他是个犯人吗？”
“我说的是犯人那类的人。他原来蹲过军事监狱，后来挺不光彩地被放出来了。”
“医生说塞巴斯蒂安是在用酒精来自杀吗？”
“说的是让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他既没有患震颤性酒狂，也没有肝硬化。”
“他没神经错乱吧？”
“当然没有。他就是找到了一个凑巧他很喜欢的同伴，又找到了一个凑巧他喜欢的地方。”
“那就照你的意思办吧，他必定可以得到他的生活费。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从某些方面来说，布莱兹赫德是个非常容易打交道的人。他对一切事物均抱有某种疯狂的确定感，这种确定感让他做起决定来果断、轻易。
“你愿意画画这房子吗？”他突然问道，“一张画前面，一张画后面的公园，一张画楼梯，一张画大客厅，行吗？四幅小油画。这是我父亲一直想留下做纪念的，以后就保存在布莱兹赫德。而我不认识什么画家。茱丽娅说过你专攻建筑绘画。”
“好吧，”我说，“我很愿意画。”
“你知道这里将要推倒重建吗？我父亲要把它卖掉。他们想在这里建公寓。他们还要保留这个名字——我们显然阻止不了了。”
“太难过了。”
“嗯，我自然也很难过。不过，你觉得这个建筑很不错吗？”
“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房子了。”
“我看不出来。我一直觉得它丑。也许你的画会让我看到它的不同。”
这是我受到的第一次委托。我必须抢时完工，因为开发商只等最后一签字就要动手拆楼了。尽管如此，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有一种在一块画布上拖得好长时间的坏毛病，从不草率行事——这四幅油画成了我的得意之作，也正是它们的成功，在我本人和别人看来，使我坚定了继续我未来事业的决心。
我最先画的是长客厅，由于他们急于搬走里面的家具，这些家具自从这客厅建好以后就一直摆在那儿。这是一间狭长、精美、对称的亚当房型，有两扇朝着格林公园开的悬窗。我下午在客厅里开始画的时候，阳光从西边的窗子倾泻进来，外面是小树的新枝绿芽鲜亮的绿色。
先用铅笔确定好比例，再把各部细节仔细安排，观察好了再画，就像一个跳水运动员在水边一样，一跳下去我就发现自己已经浮了起来，着实欢喜。一般说来我是一个提笔又慢，又审慎小心的画家。所以这个下午、第二天一整天，再加上第三天，我都在快速忙着，而且一点错也不能出。每当告一段落时，我就停一停，心情紧张得很，不敢开始画下一段，就像一个赌徒，生怕手气会变坏，大堆筹码全都成了泡影。一点一点，一分钟一分钟，渐渐成形了。没有什么难点，错综复杂的光线和色彩融为一体，调色板上调出的色彩恰恰就是我想要的色彩。每完成的一笔，都像一直就在那里似的。
最后一个下午，一个声音在我背后说：“我能待在这儿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