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蒂安住在专为欧洲人保留的侧房里，病床被低矮的隔板拦成隔断，多少有些保留隐私的感觉。他正躺着，双手放在被子上，凝视着墙壁，墙上唯一的装饰品是一张印刷的宗教版画。
“你的朋友来了。”修士说道。
他慢慢回过头。
“噢，我还以为他说的是库尔特呢。查尔斯，你来这儿干吗？”
他比以前更瘦了，饮酒让人肥胖，红光满面的，可是却把他摧残得枯萎干瘪。修士走开了，我在他床边坐下，谈起他的病情。
“我魂不附体了一两天吧，”他说道，“我一直觉得回牛津了。你去过我的住处了吗？喜欢那地方吗？库尔特还在那儿吗？我不想问你喜欢不喜欢库尔特，没人喜欢他。说来可笑——没他我就活不下去了，你知道。”
然后我讲了他母亲的情况。他有一刻什么话也没说，只是躺在那儿盯着那张七悲圣母[2]的石版画，后来说道：
“可怜的妈妈。她真是一个不幸的女人[3]，不是吗？轻轻一碰就要了她的命了。”
我给茱丽娅拍了电报，说塞巴斯蒂安不能旅行，随后我又在菲斯待了一个星期，每天都到医院去，直到后来他恢复到能走动走动了。第一个迹象表示他在复原中的，是看望他的第二天他要喝白兰地。第二天，他也不知道用什么招儿弄到了一些，他把酒藏在被单底下。
医生说：“你那个朋友又喝上了。这里是禁酒的。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又不是少年管教所，也不能在病房里安置警察呀。我是来给人看病的，不是来防止他们染上恶习，或者教他们自控的。白兰地现在对他还没有太大害处。可再有一次就会让他更衰弱，以后总有一天一点小病小灾就会要他的命的。医院不是酒鬼之家。这周末他必须得出院。”
干脏活的修士说：“你的朋友今天尤其高兴，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可怜又浅薄的修士，”我想着，“可怜的傻瓜。”可是他又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把一瓶白兰地藏在他**。我发现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才拿走这一瓶，他马上又弄到一瓶。真淘气。是那几个阿拉伯小孩给他带进来的。可是看到他又高兴起来了也挺好的，他一直这么不开心的。”
在最后一个下午，我对他说：“塞巴斯蒂安，你母亲去世了。”——这个消息是当天上午传来的——“你想回英国去吗？”
“从某些层面看，回去很好，”他说，“可是你觉得库尔特会喜欢吗？”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说，“你不打算和库尔特过一辈子吧，对吧？”
“我不知道。好像他打算跟我过一辈子。‘这也许对他很好，也许。’”他模仿着库尔特的口音说，以后他又说了些话，如果我当时对他的话多加注意的话，我就会明白我一直不解的关键在哪里了。那些话我听了，也记住了，可是却没注意。“你知道，查尔斯，”他说，“当你的一生都有某些人来照顾你，现在有一个人需要你去照顾，这种变化是多么让人愉快。当然，非得是一个需要我去照顾的、濒于绝望的人。”
离开前，我还能捋顺他的金钱事务。他过到这会儿，已是十分困难了，就靠给律师拍电报让寄一些小钱来。我见了支行经理，替他把事情安排好，如果将来从伦敦汇了钱来，他就收下塞巴斯蒂安每个季度的生活费，以后每星期给付他一笔津贴，再留下一部分钱作为他随时可以提取的应急款项。这笔钱只能付给塞巴斯蒂安本人，且在只有认为是正当用途时才给付。塞巴斯蒂安飞快地同意了。
“不然呢，”他说，“我要喝醉了，库尔特就会叫我在所有支票上都签上名，然后跑掉，那可就招来各式各样的麻烦了。”
我看见塞巴斯蒂安从医院回到家来。他坐在柳条椅里似乎比躺在**还虚弱。这两个病恹恹的男人分坐两边，他和库尔特，中间隔着一个唱机。
“你也该回来了，”库尔特说，“我需要你。”
“是吗，库尔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