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摩尔人十分狡猾。他们不控制饮酒，但我们这位年轻的朋友，你可能也知道的，几乎一整天都要泡在酒里。他到这里干什么来呢？他在拉巴特和丹吉尔有的是地方住，那里的人喜欢投旅游者所好。他在当地的城里租了间房子，你知道。我想阻止他来着，可是他从一个在艺术品部门工作的法国人手上租到了那房子。我不是说他在那儿有什么不好，但是他委实让人担心。还有一个吸在他身上活着的坏蛋——一个从外籍军团出来的德国佬。人人都给他扣个坏蛋的帽子，必定会惹出事来的。
“提醒你一下，我是很喜欢弗莱特的。虽然我们见得不多。过去他常到这儿来泡澡，直到在他的房子里安顿后才不来了。他总是非常非常迷人，我妻子特别喜欢他。他需要的是份工作。”
我解释了这次前来的使命。
“你这会儿有可能在他家里找到他。老天知道到了晚上，旧城里就没有地方可去了。如果你想去，我可以叫我的门房带你过去。”
我吃过晚饭就出发了，领事门房手里提着灯笼走在前头。对我来说摩洛哥是一个新鲜又陌生的国家。白天赶了一天路，在平坦的战时公路上颠簸行驶了一天，跑了许多的里程，经过了葡萄园和哨所，新建的白色住宅，早收庄稼挺立的开阔地，还有贴着法国商品广告的广告牌子——有杜邦涅商店、米什兰商店和卢浮宫商店——我原以为这地方是现代化的近郊区，可在星光下，这座城市四面城墙，灰尘满布的平缓街道，两侧都是没有窗子的高墙，头顶上有时候一片漆黑，有时候又能看见星星。光滑的碎石路上积满了灰，人影静寂无声地从身旁掠过，一身白袍，穿软底或硬底的拖鞋，或赤足走过。空气中弥漫着混合了丁香花、焚香、炊烟的气味——现在我知道是什么把塞巴斯蒂安拽到这里来，又让他待了这么久了。
领事门房提着晃悠来晃悠去的灯，在前面趾高气扬地走着，手杖笃笃敲着地。开着的门口时而现出人们围着一只火钵，在金黄的灯下安坐。
“腌臜的民族，”门房扭着肩膀藐视地说，“没有教养。法国人就让他们这么脏着，哪儿像大不列颠人，咱们的人啊，”他说道：“走到哪儿都很大不列颠。”
他是苏丹警察出身，看待他古老的文化中心大不列颠八成就像新西兰人看待古罗马一样。
经过了许多饰有门钉的大门后，我们总算来到最后一扇门前，门房用他的手杖敲门。
“英国勋爵的公馆。”他说。
门栏里现出了灯光和一张黑乎乎的脸膛。这位领事门房态度专横地说着话。门闩被撤掉了，我们走进一个小院落，院子当中有一口井，头顶的架上爬着葡萄藤。
“我等在这儿，”门房说，“你跟这位同胞去吧。”进了房，下一台阶进了起居室，看见一架唱机、一个煤油炉，两者之间有个年轻人，后来在打量四周时才注意到还有更惬意的东西呢——地上铺着一块块小毯子，墙上挂着刺绣锦缎，浮雕彩绘的天花板，一根链子下坠着重重地带着网罩的吊灯，房间里投下灯罩柔和的影子。不过一进来就映入眼帘的三样东西，唱机正播着法国爵士乐唱片；气味刺鼻的油炉；还有那个面目狰狞的年轻人，这三样让我神经紧绷。他懒洋洋地歪在一张柳条椅里，一只裹着绷带的脚伸到一个箱子上。他穿着一件瘦小的、中欧式的仿花格呢衣服，露出一件小企领的网球衣。那只没有受伤的脚穿着一只棕色帆布鞋。他身边有一个木腿的铜托盘，上面摆着两只啤酒瓶子，一只脏盘子，和一个放满了烟蒂的碟子。手里端着杯啤酒，下嘴唇上粘着一支香烟——他一说话，烟卷就粘在那里。长长的金发向后梳，没分发缝。一个如此年轻的面庞上却如此不自然地皱纹横生。他已经缺失了一颗门牙，发“S”音有时候要咬到舌头，有时候又不期然发出口哨声，一这样他就咯咯笑着掩饰过去了。他嘴里有的牙也都被烟熏得黑黄，齿缝又大。
这显然就是那位英国领事描述的那个“道地的坏蛋”，照片里的安东尼的脚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