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塞巴斯蒂安和他那位瘸腿的朋友去了法属摩洛哥了，”安东尼继续说道，“我走的时候，丹吉尔的警察正在找他们的麻烦呢。自打回来伦敦，这侯爵夫人又来讨人厌了，她想让我跟他们联系上。这个可怜的女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哦！这只能说明人生自有正义在的。”
过了一会儿米尔斯小姐开始唱歌了，除了那几位掷骰子赌博的人之外，大家都拥到隔壁房间去了。
“那位就是我的姑娘，”马尔卡斯特说，“和那个黑人在一起的那个……就是她把我带过来的。”
“她好像已经把你给忘了。”
“是忘了。真还不如不来呢。咱们去别的地方吧。”
我们离开时，开来了两辆救火车，一大群戴着防护面具的人将楼上拥得水泄不通。
“那个家伙，布兰奇，”马尔卡斯特说，“不是个好东西。有一次我把他丢进池子里去了。”
我们又去了几家夜总会。在两年的时间里马尔卡斯特看来已经实现了他的那个简单的抱负，他在这种地方出了名，受到欢迎。在最后一家，我和他被狂热的爱国主义感召得都激动开了。
“你和我，”他说道，“我们还太年轻，不能参战打仗去。别的小伙子去战斗了，阵亡了几百万。不是我们。我们要让他们看看，我们要向那些死去的人证明，我们也能打仗。”
“我就是为这个回来的，”我说道，“从海外归来，祖国什么时候需要我就什么时候在。”
“像澳大利亚人一样。”
“像那些可怜的、死掉了的澳大利亚人。”
“你在哪个部门？”
“不知道。还在备战。”
“要去就去一个地方——比尔·梅多斯战队，防卫团。全是棒小伙子。正在布拉特俱乐部那里招人呢。”
“我要参加。”
“你还记得布拉特俱乐部吗？”
“不记得，那我也参加。”
“那好。所有的好小伙子都会像那些战死的小伙子一样。”
我就这样参加了比尔·梅多斯战队，这是一个飞行小队，负责保卫伦敦防备最薄弱的地区的食品运输。起先我被编入防卫团，宣誓效忠，还发给了我一个头盔和一根警棍。随后我又被提名为布拉特俱乐部的会员，并且和其他应召者一起在为因应这种形势特别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当选了。我们一个星期一直待在布拉特俱乐部里整装待命，有时一天出动三次，坐在卡车上给要护送的运牛奶车开路。我们被人嘲笑，有时还被恶言相向，但我们仅只实施了一次行动。
那天吃完了午饭，大家围坐在一起，比尔·梅多斯打完电话神气活现地回来。
“注意，”他说道，“商业路上有场恶战。”
我们飞速开车前往，到了那儿只见两根灯柱间拉起了一根钢丝绳，一辆卡车被推翻在地，人行道上只剩下了一个警察，五六个年轻人正拳打脚踢。离打作一团的人不远的地方，聚着两股敌对人马。跳下车，近处又有个警察坐在人行道上，两眼发呆，两手抱着头，鲜血顺着指缝流出。两个同情者正紧紧盯着他。钢丝绳那边是一小撮充满敌意的码头工人。我们兴高采烈地冲进去，先解救了警察，才刚冲进敌人堆里，却和从另一条路同时赶到的、想来劝阻游说的当地教士和城市议会议员们起了冲突。他们刚赶到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小心，警察来了。”这时一辆满载警察的卡车在我们后面停下，于是这伙教士和议员就成了我们硕果仅存的战利品。
人群一哄而散，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把这些调解人逮了起来（只有一个伤势严重），又去了几条偏僻街道巡逻，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骚乱，由于真的没有发现异常，最后就都回了布拉特俱乐部。第二天总罢工宣布取消，除了煤矿，全国所有地方都恢复了正常。就好像一直传说有只残暴的野兽要出来吃人，可是它出来了一个小时就嗅出了危险，然后悄无声息地又溜回了它的老巢。我离开巴黎真不值。
让，他参加的是另一个连队，因为在坎登城被一个老寡妇拿种着羊齿苋的花盆扣到脑袋上，不幸在医院里待了一个星期。
通过我是比尔·梅多斯战队的成员这一点，茱丽娅知道我回到了英国。她打电话来说她母亲迫切地想见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