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九二六年春天因当时的总罢工回到伦敦的。
这次总罢工是巴黎的主题。法国人对老朋友的困境总是喜闻乐见的，而且把海峡对面我们的那些含混不清的概念都想办法变成了他们自己精准的术语，预言英国会发生革命和内战。每晚报刊亭都要展示这场厄运的文字消息，并且老熟人在咖啡馆遇见还会半带嘲讽地打着招呼：“哈，我的朋友，你在这儿总比在家里强多了，是吧？”……直到我和几个处境相同的朋友真的相信我们的祖国正处在危难之中，并且我们应该报效国家为止。我们中间还加入了一个比利时未来党人，平时他用的是个假名——我认为是假的，让·德·布里萨克·拉·莫特，他声称在任何地方、任何战争中，都有权拿起武器镇压下层阶级。
我们走到一起了，精神亢奋，纯男性的圈子，大家盼望着到了多佛尔，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近些年来在欧洲各地反复出现且雷同的历史场景。我脑海里勾画出的一幅虽然是拼凑出的，但却清晰的“革命”画面——邮政局上红旗招展，有轨电车被推翻了，到处是喝得醉醺醺的士兵，监狱门大开，跑出来的犯人成群结伙在街头游**，从首都开出的火车永远到不了目的地。这样的情形人们在报纸上读到过，在电影里看到过，还在咖啡馆的桌子旁反复听了有六七年……直到它现在成了一个人的亲身经历，虽然是二手的，就像佛兰德的泥浆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苍蝇那样。
后来我们停船上岸，经历的是海关的那套例行手续，准点到达的邮船联运列车，在维多利亚站月台上排成一排、聚在头等车厢边上的搬运工，以及一长队的出租车。
“先分头行动，”我们说，“摸摸情况。晚饭时再碰头，交换消息。”不过我们心下已经知道什么事也没发生，至少，没发生需要我们报效的事。
“噢，亲爱的，”我父亲说道，他正好在楼梯口碰见我，“这么快又见到你可真叫人高兴啊。（我去国外十五个月了。）你回来赶上这么尴尬的时候，知道吧。过两天他们还要再来一次大罢工——通通瞎胡扯——我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离开了。”
我想起我放弃了塞纳河畔路亮灯时的晚会和本应在那里的同伴们——当时我正想着两位解放了的美国姑娘，她们合住在奥特伊尔区的单身宿舍里——这一想，我真希望自己没回来。
这天晚上我们在皇家咖啡馆吃的饭。那天的气氛倒是有少许战争的意味，咖啡馆里挤满了到伦敦服义务兵役的大学生。从剑桥来的一伙人整个下午都在签名当运输部的送信的，而他们桌子后面的另一伙学生则被录用为特种警察了。这一派或那一派不时地会掉过头来向对方挑衅，只不过这种背对背的挑衅不会造成什么大不了的冲突，他们互敬了高杯的淡啤酒后事态才得以平息。
“你们应该在霍尔希开进布达佩斯的时候到达那儿才对，”吉恩说，“那才是政治。”
这天晚上瑞金特公园里有一个为才刚抵埠的“黑鸟”乐队举行的派对。我们中有一位受邀前往，于是大家都跟着去了。
对于我们这些经常出入布洛梅大道的“砖顶”咖啡馆和黑人舞厅的人来说，那里并不算有什么特色。一进公园，我就听到了一个绝对不会听岔的声音，恍惚间像从遥远的过去传来的回声。
“不，”那声音说道，“他们不是动物园里让人瞪着眼瞧的动物，马尔卡斯特。他们是艺术家，亲爱的，非常伟大的艺术家，理应被尊重。”
安东尼·布兰奇和博伊·马尔卡斯特这时正坐在桌边，桌上摆着葡萄酒。
“感谢上帝啊，我在这儿还有认识的人。”马尔卡斯特说，我跟他们坐到一起。“是个姑娘带我来的，可现在不知道她跑哪儿去了。”
“溜了呗，亲爱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看上去不可理喻地不适合这个地方，马尔卡斯特。这里压根儿就不是你这种人来的地方，你不该在这儿的，知道吗，应该去老一百号，再不就去贝尔格雷夫街参加那种悲催的跳舞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