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觉得天旋地转了。经历了我妻子办的吵吵嚷嚷的酒会、下午那种难以探底的情愫，经历了我妻子在纽约的恣意享乐，在充满绿荫和流水的丛林里孤单生活了好几个月之后，当下的情景实在无法忍受。我觉得自己就像原野上的李尔王，像被疯子逼到绝路的马尔菲公爵夫人一样。我呼唤着狂风暴雨，像施了魔法似的，我的召唤马上就应验了。
有片刻，尽管我不清楚是不是神经紧张所产生的幻觉，我感到一种不断增长的运动——宽敞的餐厅猛然膨胀和震颤，像人睡得酣沉时起伏的前胸一样。我妻子扭过头对我说：“不是我有点醉了，就是暴风雨来了。”就在她说话的当儿，我们就坐在椅子上歪到一边去了。靠墙放着的刀叉餐具掉下来发出一片叮当作响的磕碰声，桌上的酒杯倾倒滚动着，每个人都试图稳住盘子叉子，从外交官太太满面惊恐到茱丽娅的怡然淡定，表情各异地望着别人。
我们这个封闭的小天地里听不到、看不到也感受不到外面的八级狂风，在天上刮了一个小时后，改变了风向，正朝着船头猛扑过来。
激烈的碰撞声过后是一片寂静，随后又爆发出一气儿很大的、神经质的笑声。服务员们把餐巾铺在洒出来的葡萄酒上。大家还想接着谈话，可是又都在等待着，就像那红头发的小个子男人盯着水滴从天鹅喙上滴落那样，等待着下一次的巨大冲击。冲击来了，比上一次还猛。
“我要跟大家告辞了。”外交官太太说着站起身来。
她丈夫带她回舱。整个餐厅一下子便空落落了。很快就只剩下茱丽娅、我妻子和我还在餐桌旁，心灵感应一般地，茱丽娅说道：“像李尔王。”
“我们三个活生生就是他们三个。”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妻子说道。
“李尔王、肯特和弄臣。”
“哦，亲爱的，别又是要再来一遍刚才那折磨人的福尔纳夫船长了吧。不要再解释了吧。”
“我怀疑我能不能解释得了。”我说。
又上去了，又猛地掉下来。值班的服务员把东西系牢，关好，迅速将搁不稳当的装饰悉数拿走。
“好了，我们吃完了晚饭，显出英国人的镇定来了。”我妻子说，“走吧，去瞧瞧有什么好玩的。”
去往休息厅的路上，有一次我们三个人不得不紧紧抱住一根柱子。到休息厅时，看到那里几乎没有人了，乐队奏着曲子，没有人跳舞。摆了几张玩汤博拉纸牌的桌子，可是没人玩。船上的长官专门用下级水手的顺口溜来报数——“甜蜜十六，没亲过嘴儿——房门上的钥匙，二十——敲巴敲巴，六十六”——这时他正和他的同事们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天，大厅里稀稀拉拉还有二十来位看小说的、一两桌打桥牌的，吸烟室里还有几个人在喝白兰地。我们两小时以前的客人都不见了。
我们三人在空****的舞池旁坐了片刻。我妻子有一肚子主意，按照她的主意，我们可以不失体统地挪到餐厅另一张桌子上去。“去餐馆吃饭的都疯了，”她说，“一样的饭菜，还得额外付钱。总而言之，只有电影圈的人才去船上餐馆。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非得去那儿不可。”
过了一会儿她说：“我的头都疼了，累了。我打算上床睡觉去了。”
茱丽娅和她一起走了。我在船上四处转悠，在一片覆着篷顶的甲板上，狂风呼啸，浪花从黑暗中跳起来，撞在巨大的玻璃窗上，碎成白色褐色的水沫。有人看着，不让乘客们到露天甲板上去。我也下到舱里来了。
在我的更衣室里，所有易碎物品都收妥了，通往客舱的门敞着，被从外面钩开了，我妻子哀怨地在里面呼号。
“我觉得太不舒服了。我不知道这么大的船会颠簸成这个样子。”她说道，眼里充满惶恐和怨怼，像是在最后关头终于明白了的产妇，知道不论小型私人医院多么豪华，不论医生收费多么昂贵，她分娩的痛苦却在所难免。轮船的起落就像分娩时的阵痛一样有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