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查尔斯，你真是让我有操不完的心。光是站在那儿摆出个尊贵的派头，只是像个为艺术献身的人是不够的。咱们吃晚饭去吧。去船长那张桌上吃。我猜今晚他大概不会下来吃饭，不过我们得守时才够礼貌。”
我们到桌前时其他人已经就座了。空着的船长座椅两边坐着茱丽娅和斯图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除了她们，还有一位英国外交官和他的妻子，还有参议员斯图伊弗桑特·奥格兰德，还有一位美国教士，这时他孤零零坐在给各两张空椅子夹在中间的一张椅子上。这位教士后来把自己说成是——似乎有些多余——一位圣公会的主教。餐桌旁夫妻都是坐在一起的。这时我妻子当机立断，尽管服务员想指派我们另外一个坐法，可她还是与我分开坐下了，她挨着参议员，我挨着主教。茱丽娅对我们两人表露出一丝忧郁的同情来。
“说到鸡尾酒会真让人沮丧，”她说道，“当时我那可恨的女仆和我所有的衣服都不见了。她半小时前才回来。原来是打乒乓球去了。”
“我跟上议员说了他错过了些什么，”斯图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说，“西莉娅无论在哪儿，你准会发现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她都认识。”
“我右边的，”那位主教说，“预料会来的是一对重要人物。他们要不是事先得到通知说船长会大驾光临，就在自己的客舱里用餐了。”
我们是乏味透顶的一圈人。连我妻子那么喜欢社交的精神都动摇了。我不时听到她和别人交谈的只言片语。
“……一个与众不同的红头发的小个子男人，像福尔纳夫船长[7]一般模样的人。”
“但我认为您的意思是说，西莉娅小姐，你并不认识他。”
“我是说他像福尔纳夫船长。”
“那我有点儿懂了……他是为了参加你的酒会而冒充你的那位朋友。”
“不，不。福尔纳夫船长不过是个带有喜感的角色。”
“另外，这个人听起来也没有多大意思啊。你朋友是一个喜剧演员吗？”
“不是，不是。福尔纳夫船长是英国报纸上的虚构人物。你知道……就像你们的‘大力水手’一样。”
那位参议员放下手里的刀叉。“简而言之：有个骗子参加了你的宴会，你接纳了他，因为他和一部动画片里的一个虚构人物相像得不得了。”
“是的，我想确实是这样。”
参议员看着他的妻子似乎在说：“有头有脸的人物，嘘！”
我听见桌子对面茱丽娅正在替那个外交官追溯她那些匈牙利和意大利表兄妹之间的姻亲关系。她头上和手间的钻石哗哗闪着光辉，可是手却神经质地不住把面包捏成小碎球，亮闪闪的头也绝望地垂下了。
主教告诉我他去巴塞罗那担负着友好亲善的使命……“一项卓有意义的消除隔阂的工作业已完成，赖德先生。是时候重建更加广阔的基础了。我定下的目标是：让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所谓的共产主义者和解。以此为目的，我和我的委员会也已经深入研究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有利用价值的文件。赖德先生，我们的结论是一致的。两种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根本分歧。分歧是个性的问题，赖德先生，凡是由于个性而产生分歧的问题，个性也可以再把它们统一起来……”
在另一边我听到说：“我能否斗胆问一句，是什么机构发起您丈夫考察的？”
外交官夫人勇敢地跨过把他们隔开来的鸿沟和主教攀谈起来。
“你到了巴塞罗那，打算说哪一种语言呢？”
“说理性和兄弟情深的语言，夫人。”然后他又转过身来对我说，“下一个世纪，说话将用思想而不是用言词。难道你不同意吗，赖德先生？”
“同意，”我说，“同意。”
“什么是言词呢？”主教说。
“确实，什么是言词呢？”
“无非是传统的符号罢了，赖德先生，这个时代恰恰是怀疑传统符号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