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三人一起上楼去，到了过去的育婴室。我和茱丽娅每天总要在这儿消磨一段时间。霍金斯保姆和我父亲都是那种永远不变的人，他们的样子比我最初看到他们时一点都没见老。霍金斯保姆桌上那寥寥几件心水之物里——一串念珠，一部红色烫金封面的《英国贵族名录》，包着干净的棕色的纸书皮，还有几张照片和几份礼物——现在又添了一架收音机。当我们突然向她透露我和茱丽娅要结婚的消息的时候，她说：“啊，亲爱的，我希望一切都好。”她的宗教信仰使她不好张嘴询问茱丽娅的行为是否妥当。
她一直不喜欢布莱兹赫德。听到他订婚的消息时她说：“他肯定费了好长时间才拿定主意的。”后来她查《英国贵族名录》，查不到马斯普拉特夫人的亲戚中有任何贵族，又说，“我想，是她把他攥在手心里了。”
我们看到她时，她就像平时傍晚的样子，端坐在壁炉旁，身边还有她的茶壶和一块她正在编织的羊毛小地毯。
“我知道你们会上来的，”她说道，“威尔科克斯先生派人来告诉我说你们要来。”
“我给你带来一些花边。”
“哦，亲爱的，真好啊。这跟可怜的夫人望弥撒时常穿的衣服花边差不多。不过我始终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把花边做成黑色的，要知道花边本来应该是白色的。这东西可真惹人爱。”
“奶妈，我可以把收音机关掉吗？”
“嗨，可以可以。我没注意它还开着呢，见到你看把我高兴的。你把头发梳成个什么样子了？”
“我知道它难看极了。现在我回来了，可以好好捯饬捯饬了，亲爱的奶妈。”
我们坐着谈话，在注意到科迪莉娅脉脉含情的眼睛注视着我们几个时，才发现她也有自己的美丽。
“上个月我见到塞巴斯蒂安了。”
“他走了多久了！他还好吗？”
“不太好。这也正是我去那儿的原因。你知道西班牙离突尼斯很近。他在那里和修道士在一起。”
“我希望他们会好好照顾他。我料到他们会觉得他是个难对付的人。一到圣诞节，他总是给我寄贺年卡，不过和他在家里的时候感觉可不一样。我一直不明白你们干吗总要去外国呢。就像爵爷一样。有阵子都说要跟慕尼黑干仗了，我就自言自语‘科迪莉娅和塞巴斯蒂安，还有爵爷，他们全都在国外呢，这下可有罪受了’。”
“我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回家来，可他不愿意。现在他蓄起了胡子，你知道，而且虔诚地信了教。”
“我不信，就算亲眼看见我也不信。他一向是异教徒来的。布莱兹赫德倒是个适合进教会的人，塞巴斯蒂安不是。再说，哪来的胡子，那么花哨，他皮肤那么白，那么干净，就算一天不沾水也还是那么干净。话说回来，就算你给布莱兹赫德怎么擦怎么洗，他也白净不了。”
“多可怕啊，”茱丽娅有一次说道，“想想你怎么把塞巴斯蒂安完全给忘了。”
“他是一个‘序幕’。”
“这是你在那场暴风雨中说过的话。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想，我也许也不过是个‘序幕’罢了。”
“也许，”我想，同时她的话还在空气中飘**，就像一缕青烟——一个将要像一缕青烟一样变淡，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念头——“也许我们所有的爱情只是些暗示和象征；这只不过是在门柱上和前人走过的疲倦的路上随手涂抹的文字罢了；也许你和我是典型的人物，那时落在我们中间的悲伤有时是来自我们在寻找中感到的失望，每个人都在努力你追我赶，不时瞥见拐角处对方的影子，而那影子总是要比我们快上一两步。”
我没有忘记塞巴斯蒂安。他在茱丽娅身上每天都和我在一起，在遥远的田园牧歌式的日子里，我在他身上认识了茱丽娅。
“对一个姑娘来说，这是一种冷酷的安慰。”当我试着解释时她说道，“我何以知道自己不会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个糊弄人的好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