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承认，与孩子们做伴是件乐事，但和他们交谈却让我力不从心，尤其是近距离接触时，困难像从前一样难以克服。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月，在这期间形势不断恶化，最明显的是，两个学生的言语里分明带着些讽刺的意味，并且越来越尖锐。如今，我仍像当时一样肯定，这绝不仅仅是我那该死的想象力在作祟：一切完全有迹可循，他们已经意识到我的困难处境，这种奇怪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我们生活的主调。我并不是说他们口是心非，或是干了什么粗俗的事情，他们的危险不在于此。我想说的是另一方面，我们之间有种未曾明言、未曾触及的东西，已经占据了生活的重心，只能心照不宣地多加小心，否则很难成功地绕开。有时候，这种状态就像是一再撞见某些障碍物，我们不得不就此止步；或者突然意识到此路不通，是一条死胡同，只得退出来；抑或是不小心打开一扇门，只好再关上，而关门时却发出“砰”的一声巨响，比预料的动静大得多，我们不禁面面相觑。条条大路通罗马，有时候我发觉，几乎每门课程、每个话题都围绕着那个禁区，稍不留神就会行差踏错。所谓禁区，就是死人会不会回来的问题，特别是小孩子对他们死去的朋友，是否会留下什么特别的记忆。我可以发誓，有几天，他俩中的某个会做些让人难以察觉的小动作，用胳膊肘轻轻碰碰另一个，并悄声说：“她认为她这次能做到那件事了——但是她休想！”“做那件事”是指毫不避讳地提起那位教他们如何应付我的女士——杰塞尔小姐。两个孩子对我的一些个人经历非常感兴趣，总是缠着我讲这讲那，百听不厌。我把自己的历史一再讲给他们听，他们俩便对我的生活了如指掌：我那些微不足道的冒险故事，故事的来龙去脉，我的哥哥姐姐，我家的猫和狗，甚至我父亲那怪僻的脾性，我家里的家具和布置，村里老太太聊的家长里短，他们俩便如数家珍。事情多得很，这件扯那件，讲也讲不完，只要人的脑子够快，并且知道什么时候该绕个弯子。他们也很有心计，知道怎么像操纵提线木偶一样引导、调动我的创造和回忆。后来回想起这些场景，正是他们当时的表现让我心生疑虑，让我想到，是否那时我就被他们暗中观察着。只有谈到我的生活、我的过去和我的朋友时，我们才能畅所欲言、无拘无束。在我讲故事时，他们还常常提醒我忘掉的情节，模样很是讨人喜欢。他们也会突然毫无缘由地央求我再讲一遍戈斯林太太[6]的名言警句，或是把之前讲过的教区牧师的小马如何聪明机灵的种种细节再确认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