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春，洛尔迦有了新的男朋友，叫阿拉俊（EmilioAladren），是马德里美术学校雕塑专业的学生。洛尔迦带他出入公开场合，下饭馆泡酒吧，为他付账。阿拉俊口无遮拦，把他和洛尔迦的隐私泄露出去，闹得满城风言风语。
达利显然听说了传闻，和洛尔迦的关系明显疏远了。1928年9月初，他写了一封七页长的信给洛尔迦，严厉批评他刚出版的《吉卜赛谣曲集》：“你自以为某些意象挺诱人，或者觉得其中非理性的剂量增多了，但我可以告诉你，你比那类安分守法者的图解式陈词滥调强不了多少。”达利认为洛尔迦应该从现实中逃跑。信中的主要观点，出现在不久发表的文章《现实与超现实》中。在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强调：“超现实主义是逃避的另一层意思。”
当年的伙伴布努埃尔这时和达利结成新同盟。他专程去看望达利，他们开始合作一部超现实主义电影。在达利面前，布努埃尔大骂洛尔迦。他们用一周的时间完成电影脚本初稿。他们创作的一条原则是，任何意象都不应得到理性的解释。布努埃尔给朋友写信说：“达利和我从来没这么近过。”
阿拉俊原来是个双性恋，他突然有了女朋友，和洛尔迦分道扬镳。在寂寞中，洛尔迦开始寻找新朋友。他结识了智利外交官林奇（CarlosMorlaLynch）夫妇，很快成了他们家座上客。“他常来常往，留下吃午饭晚饭、打盹，坐在钢琴前，打开琴盖，唱歌，合上，为我们读诗，去了又来”，自幼写日记的林奇写道。
洛尔迦精神濒临崩溃，几乎到了自杀的地步。他需要生活上的改变。那年年初，有人为他安排去美国和古巴做演讲，这计划到4月初终于定下来。他将和他的老师里奥斯同行。三十一岁生日那天，他收到护照。他们乘火车到巴黎，转道英国，再从那儿乘船去美国。“向前进！”他写道。“我也许微不足道，我相信我注定为人所爱。”
1929年6月26日，风和日丽。“S.S.奥林匹克”客轮绕过曼哈顿顶端，逆流而上，穿过华尔街灰色楼群，停泊在码头上。洛尔迦吃惊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他写信告诉父母，巴黎和伦敦给人印象深刻，而纽约“一下把我打倒了”。他还写道：“整个格拉纳达，也就能塞满这里两三座高楼。”抵达两天后，他半夜来到时代广场，为灯火辉煌的奇景而惊叹：纽约的一切是人造的，达利的机械时代的美学成为现实。
他对美国人的总体印象是：友好开放，像孩子。“他们难以置信的幼稚，非常乐于助人。”而美国政治系统让他失望。他告诉父母说：民主意味着“只有非常富的人才能雇女佣”。他生来头一回自己缝扣子。
在里奥斯催促下，他很快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注册，并在学生宿舍住下来。他给父母的信中假装喜欢上学，实际上他在美国几乎一点儿英文都没学会，除了能怪声怪调地说“冰激凌”和“时代广场”，再就是去饭馆点火腿鸡蛋。他后来告诉别人，在纽约期间他吃的几乎全都是火腿鸡蛋。他在英语课上瞎混，模仿老师的手势和口音。他最喜欢说的英文是“我什么都不懂”。他担心，英文作为新的语言，会抢占自己母语的地盘。某些西班牙名流的来访给他当家作主的自信。他接待了梅希亚思，那个在塞维利亚认识的斗牛士。他把梅希亚思介绍给他在纽约的听众。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哈莱姆（Harlem）是美国黑人的巴黎。洛尔迦迷上了哈莱姆与爵士乐，经常泡在那儿的爵士酒吧里。他时不时抬起头嘟囔：“这节奏！这节奏！真棒！”他认为，爵士乐和深歌十分相近，都植根于非洲。只有通过音乐才能真正了解黑人文化；像吉卜赛人一样，黑人用音乐舞蹈来承受苦难，“美国除黑人艺术外一无所有，只有机械化和自动化，”他说。
到美国六周后，他开始写头一首诗《哈莱姆之王》。他后来写道：纽约之行“丰富并改变了诗人的作品，自从他独自面对一个新世界”。夜深人静，他常常漫步到布鲁克林大桥上，眺望曼哈顿夜景，然后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返回哥伦比亚的住所，记下自己的印象。
他跟同宿舍的美国邻居格格不入。他告诉父母说：“这是地道的野蛮人，也许因为没有阶级的缘故。”他把自己关起来，要么写作，要么无所事事，整天躺在**，拒绝访客，也不起来接电话。
1929年10月29日是历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二”，即纽约股市大崩盘。在此期间，洛尔迦和里奥斯一起去华尔街股票市场，目睹了那场灾难。洛尔迦在那儿转悠了七个小时。事后他写信告诉父母：“我简直不能离开。往哪儿看去，都是男人动物般尖叫争吵，还有女人的抽泣。一群犹太人在楼梯和角落里哭喊。”回家路上，他目睹了一个在曼哈顿中城旅馆的跳楼自杀者的尸体。他写道：“这景象给了我美国文明的一个新版本，我发现这一切十分合乎逻辑。我不是说我喜欢它，而是我冷血看待这一切，我很高兴我是目击者。”
他对自己在纽约写的诗充满信心，他认为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他常为朋友们朗诵新作。“他的声音高至叫喊，然后降为低语，像大海用潮汐带走你。”一个朋友如是说。这些诗作后结集为《诗人在纽约》，直到1940年才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