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神话中的造字年代是黄帝时代。有人认为，黄帝时代应该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也就是仰韶文化时期，距今大约六千至七千年，而汉字真正出现的时间，大约是在商朝中期的青铜时代，也就是距今三千两百年左右。这意味着，神话和历史之间有很大的出入。当时，盘庚的侄子武丁继承王位，依靠仓颉率领的团队，在短短几十年里，完成数千汉字的创制，让已经衰落的商帝国重新走向繁荣。
武丁或许大家都不太熟悉，但他的老婆却赫赫有名，她就是商代最著名的女战神妇好。她的墓葬出土之后，因为随葬品的奢华和精美，引起考古界的一片喧哗。今天安阳博物馆所陈列的展品，基本上都是妇好墓出土的宝贝。妇好是武丁的王后，她辅佐武丁南征北战，甚至亲自挂帅，率领商朝最大的一支军队，约一万三千人，展开了一场当时最大规模的战争，成功讨伐了北方的羌人国家。这是妇好建立的赫赫战功。
第二，仓颉和沮诵建立了更为重要的文官治理格局。正是文字的发明，全面强化了殷商帝国的综合实力，开辟了“武丁中兴”的盛世景象。
耐人寻味的是，文字和青铜器技术是同时发展起来的，由于青铜铸造技术来自西亚地区，那么汉字的造字法则，是否也可能受到了苏美尔文字的启示呢？这是完全可能的。对苏美尔早期象形文字的研究表明，它不仅掌握了原始的“象形”技法，而且发明了“会意”和“指事”技法，而这在过去被认为是汉字创制的核心。
例如，在苏美尔古文字里，有“山”和“女人”两个象形字，把两者合并起来，就构成了一个新字——“女奴”，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山区比较贫困，所以女人多沦为平原地区居民的奴婢。所以“山里的女人”就等于“女奴”。这个会意字，含蓄地揭示了苏美尔经济地理的基本格局。
会意法和指事法，超越原始的象形造字法，展示出更强大的抽象思维能力，并为文字的自我繁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先进的青铜铸造法和造字法，被移民、逃难者和商人缓慢传播到东亚地区，引发了一场文明崛起的熊熊大火。在盘庚迁都后的几十年内，甲骨字被密集地创造出来，效率如此之高，只可能是出自官方有组织的运作，而非文化自然发育的结果。光是安阳殷墟，就发现了十五万片甲骨卜辞和四千多个汉字。根据常识，文字的发明，必然是官方权力推动的结果，并且一定是集体创作的产物，因为个体根本不具备发明文字的能力。那些闪现在玉器或陶罐上的刻画符号，它们不是真正的文字，只是文字诞生前夜的零星的工匠作业而已。
这里有必要提及一些甲骨文制作的基本背景。汉字的最初书写方式，是被雕刻在乌龟壳和牛肩胛骨上，然后凿出圆形凹槽，再放在火上加热，直到龟甲因厚薄不同而受热不均产生裂缝为止。商王身兼大祭司，他往往亲自观察，通过裂缝的纹样和走向，预测各种未知事件。这些神奇的动物骨骼被命名为“卜骨”，其上的铭文最短仅数个字符，长的则有30～40个字符，记录了王室与祖神的通信结果，其议题包括生死、战争、气候、收成和祭祀仪式等等。为了让资讯得以永久保存，殷人还把必要的文字浇铸到青铜器上，称之为“金文”。
这场造字运动，揭示出一个庞大的汉字工业体系的存在。其中，一支精英团队负责研发汉字，而原料团队则负责收集龟甲和牛胛骨，工匠团队对甲骨进行清洗、打磨和凿孔，祭司团队负责炙制裂纹，并由专业的刻写匠人把国王说出的卜辞镌刻在甲骨上。最后，还需要一个庞大的图书馆（有可能是地下石室）来收藏和管理这些甲骨，以便随时能够进行检索和查阅（在殷商灭亡之前，这些卜骨遭到了有组织的大规模掩埋）。
正是基于这样的需求，一个以仓颉为首的祭司集团，按照占卜的语义需求，不断创造和发明出新的甲骨文字。毫无疑问，只有经过数代祭司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如此辉煌的造字成果。
那些祭司，似乎主要来自黄河沿线的河南、陕西和山东。仓颉的生平事迹十分稀缺，他死后却创造了一个奇迹，那就是在中国大陆拥有最大数量的墓地。目前已知的仓颉墓，大约有十来处，遍及中国北方黄河中下游流域。其中，在河南就有开封、新郑、南乐、虞城、原阳、洛宁、鲁山七处，陕西白水一处，山东寿光和东阿两处。此外，西安的仓颉造字台和新郑的凤凰衔书台，据说都是仓颉造字的处所。
一个人拥有这么多墓地和纪念地，就连大神伏羲和女娲都不曾受到如此厚爱，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这些实际上是仓颉团队众多成员的墓地。他们生前都在仓颉的名义下辛勤工作、创造文字，死后又被人以仓颉的名义分别埋葬在各地。无论如何，仓颉们都是华夏民族的文化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