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天下的时候，李世民立功，他就跟着水涨船高，从小文书，到比部郎中、上党县公。
得天下了，长孙无忌是“玄武门之变”的第一功臣，吏部尚书和右仆射的要职，自然而然交给了他。他在人事部长和国务总理的位置上只呆了一年，就大刀阔斧办完了三件事：精简机构，确定朝廷定员643人；削弱宗室，把李家远亲从“郡王”队伍中降级；调整外交，国力没有恢复之前要对突厥服软。
一年下来，得罪人无数。外戚的身份立刻**起来。
谦和的长孙皇后深感不安，屡屡要求哥哥辞官远祸。兄妹俩今天一个辞职、明天一个不妥，把李世民弄得头大如斗。他干脆写了篇《威凤赋》，传诸朝野，说当年夺嫡之时我连死的心都有了、要不是无忌哪有今天、他就是我最亲的人以后谁也不要罗嗦云云，亲自堵大家的嘴。
从此，长孙无忌就挂了一堆荣誉头衔：开府仪同三司、司空、司徒……不掌实权，只做顾问，更不屑于交结群臣。
奇怪的是，闲官长孙无忌，非但对长孙家的传家武学没啥兴趣，就是从舅舅那学的诗书文史，也不怎么用心，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到了“法律”上。从贞观元年开始，十年磨一剑，大唐《贞观律》问世。之后，又折腾出一部《大唐仪礼》。
13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惊叹：“西有罗马法，东有唐律。”
然而，在贞观时代，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以“法”、“礼”为核心的制度建设，正是盛世之源。大家仍然在重人治、轻法治的路上徘徊，盛赞魏征的铁骨铮铮，却忽视了长孙无忌的严密律条。
闲归闲，一旦有了大家都管不了的事，就知道该找长孙无忌了——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头脑发热，想要“复古”西周，把皇亲和功臣都封到各地去做“山大王”。大唐朝廷被这道“英明决策”炸了锅。从老成持重的宰相房玄龄，到怒气冲冲的小老头魏征，重量级的大臣排着队进谏，要求收回“反动”的“割据政策”，李世民就是不听。
房玄龄叹口气，去找长孙国舅。巧得很，长孙无忌既然为功臣之首，在分封名单上，第一个正是他。
我不去还不行吗？长孙无忌轻描淡写一句话，众人恍然大悟。于是乎，所有受封的功臣给皇帝写了联名信：放心，我们都不会去封地的。
一招釜底抽薪过后，长孙国舅又用了一招温情脉脉，他派出了儿媳妇长乐公主。贞观十三年仲春二月，李世民的宝贝女儿长乐公主回宫“撒娇”了：“你让公公到外地去当封建诸侯？这不是让我们离开您的身边吗？我可不干！”
如此攻势，李世民终于败下阵来：“分封功臣本是一番好意，你们拒绝接受，难道我还能勉强你们不成？”
“我死后，你要保护无忌”
天底下最管不了的事情，就是立太子。
“玄武门之变”过去了18年，长安却再一次陷入兄弟相残的血腥中——公元644年，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骨肉，太子李承乾、次子李泰，走上了夺嫡的不归路。
此时，皇后已逝世7年，儿子没有了母亲的管教；喜欢唠叨的魏征也去世了，皇帝没有了大臣的约束。只剩下做舅舅的长孙无忌，冷眼旁观，看几个外甥演的好戏——李承乾谋反，被废；李泰谋太子位，公然许诺“我当了皇帝，就杀了自己儿子，把皇位传给弟弟”；年幼柔弱的李治，只知道没命地哭。
伤心到了极点的李世民，也放声痛哭，他是个多自信、多骄傲的人啊，对异族都坦然信任。可现在，太子、弟弟和旧臣联合起来，要篡他的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挫败席卷而来，李世民拔出佩刀，意欲自刎。
长孙无忌等人惊惧交加，一拥而上，夺刀的夺刀，抓手的抓手，总算“制服”了哭闹的皇帝，“您现在到底想立谁为太子？”李世民哽咽着说，“我看李治挺好的。”无忌心头一松：还好，是长孙皇后仅存的幼子。他毫不犹豫地跪了下来，“臣听陛下诏命！如有异议者，请允许我为陛下斩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