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和流通的不足额白银相比，明命十三年十月，明命帝又下令保证内务府的银锭质量，凡是达来内务府的十两银锭必须每锭都要够两数，这就是越南历史上著名的内帑银锭。
明命之后，绍治帝又增铸到二十两到百两地高额银锭，并把大批银锭留给了后代，绍治七年二月就命令把当时积累的嘉隆、明命和绍治三代的银锭一百万两放入“金柜”（地窖）珍藏。
嗣德期间，国家多事，内忧外患，各地库存空虚，因此各地并无多少剩银送到内务府，所以只能再铸一些一两到十两的低额银锭，不复绍治帝时期的繁荣景象。
除了内帑银锭之后，尚有内帑金锭的存在，明命十四年曾铸黄金百两锭一百锭，名为越南通宝，绍治、嗣德期间都铸造过各式内帑金，低至一钱，高到一百两，成色八成半。
除了内帑金锭之外，绍治二年起尚有一个新名词“宫帑”，与内务府的金锭不同，这完全是皇帝的个人小金库。
至于嗣德未年，内帑尚有多少金银，一直是秘而不宣，所有内帑在法军进入顺化之后，全部被法国人没收。
但是根据越南历史记载，1885年秋七月，尊室说在顺化武装反法，事败携后咸宜帝出走，法国人为了扶植阮福坐上皇帝宝座以接替咸宜帝。给了其中的十两银锭二千锭，铜钱二万缗。次年五月（同庆元年，1886年），法国人声称把金银的一半交给越南，但仅仅是把还留在顺化地一部分还给同庆帝。
同庆派出户部待郎会同法国官员检认，结果法国分给了越南银锭银钱、银币共重七万八千四百二十一斤。当时使用地是法国秤，一公只相当中平衡十一两，所以这批银锭、银钱合八十六万两千六百两。又分给越南金钱、金币五百九十一枚，共重十一斤，合一百二十一两。
法国人则分去银锭三万二千二百三十斤，合三十五万四千五百两，而且所有的金锭和一批金牌、金钱金币，共重三千零五斤，折合黄金三万三千两。
由于其时金价极高，一两黄金折合几十两白银。即便以明命时地比价算，也是一两黄金相当于三十两白银，以此计算光法国分去的黄金就达九九万两白银，全部折合白银地话，越南只得八十六万六千两，法国分去一百三十四万两。
所以给回越南一半金银的说法，只是一种宣传。越南得回的金银价值最多只有法国分去的六成而已，而且这仅仅是嗣德期间的部分存银存金，尚有很大一部分没有交还法国。
阮宜帝出走之时，中途被截走银条二十函（共贮银条一百九十条，每条十两）和银钱币一万八千六百九十六枚，由法兵看守。法人又要去在广平省的八十三函金银，每函一百条，及丢失后追回四箱黄金，共重一千六百两。
最大的一宗则是一八八五年五月发现的下层银“十两锭”九百一千四百二十四条和“一两银锭”七万八千九百六十锭；上层黄金五百两，银七十万两，在寿址门贮存地黄金八百九十八两和银一千四百两，都没有分给越南，以后下落不明。
所以有历史学者认为，同庆分回的八十六万白银，能否达到嗣德时的内帑银的四分之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这几百万两白银。都成了法国人的战利品，法国人利用这批金银来支付他们在中法战争中的战争经费。足以在远东维持一支数万人规模的军队很长一段时间，也就是因为这笔金钱和殖民地地收入。才能让法国政府能支出数亿法郎的军事支出。
即便是交还给越南的八十六万两白银，也成为法国人扶植越南伪政权的支付手段，他们可以不用自己出钱就扶植一个绝对服从自己的安南王朝政权。
但是在这个时空，这一切已经改变了。
柳随云清楚得知道，即便是把一点银渣子留给法国人已经是犯罪了，一种彻底的犯罪。
他派了陈语芹去查找阮氏王朝的绝密皇室档案，想要弄清这笔内帑到底有多少。
但是以目前地估计来看，当不少于二三百两白银，事实上陈语芹在皇室秘档获得的数字是折算成白银的话，大约有四百万两左右--而且还是以明命期间一比三十的比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