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王祐和很多臣僚一样，虽然在乾祐时期便有所建树，但进入开宝年之后，才是真正平步青云之时，乾祐年终究是那些开国功勋、元从宿臣的时代。
并且，王祐是继卢多逊之后，又一位西北官僚兼士林领袖。当然，王祐不似卢多逊那样强势骄横，性情上更为人所接受，有卢多逊前车之鉴在，这几年王祐为政处事都很克制，显得比较低调。
不过，从邠州任上始，王祐在西北为官二十多年，州长官以上的各级职位基本都担任过，西北四道也基本都待过，不论是从时间还是履历上，王祐都是要盖过卢多逊的，只是在内容上不像卢多逊那般引人注目。
不过，到了王祐这样的地位，有些事情也是身不由己的，随着卢多逊的倒台，王祐也不得不接过西北派这面大旗，成为一个重要政治势力的领军人物。
西北这个地方有些奇怪，虽然经济上已经不再是大汉重心，但政治军事上，依旧享有一定的特殊地位。过去的二十年，朝廷的边防重心，始终在东北、漠南、西北，但在过去十年，已完全转移到西北了。
毫不讳言地说，西北安定与否，关乎到天下安危。而西北，似乎特别适合出现政治强人或领袖，西北的官僚们也习惯于有一个能够提供庇护并带领他们前行的人，从卢多逊到王祐，再到如今的河西布政使王明，乃至榆林的那颗政治明星张齐贤。
对于西北的官僚们而言，王祐的死，实在是莫大的损失，这意味着最高层又一次失去了代言人。这些年，受卢案、使团案以及榆林叛乱的影响，西北上上下下被朝廷反复整饬，元气大伤，西北的官僚们日子过得“很苦”。
去年刘皇帝调王祐入京，接替王著担任财政使，其中未尝没有安抚西北官场的意思，毕竟打击得已经够狠了。
而对朝廷而言，王祐的死同样影响巨大，这可是计相，在税改大政之中，财政司显然是中枢最繁忙也最要害的部司，王祐更是执行改革的关键人物。他的死，难免会对改革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当然，在大汉当下的成熟体制下，基本不会因任何一人的去留而影响运转，废朝三日，各项事务依旧有条不紊地安排着。那毕竟只是个形式，即便刘皇帝重新拾起政务，也是很少举行正式朝会。
而最关键的地方在于，王祐之后，谁能继任财政使。在大汉中枢的诸多部司中，财政司是仅次于吏部的实权部门，因而地位一向崇高。
吏部虽然有天官之称，历来是诸部之首，但因为掌握着人事组织之权，水深且浊，常为政事堂所制，各方势力交错，天官并不好做。
反倒是财政司，渐渐自成一系，行政上的自主性也逐渐加强，而不论朝廷政局如何变化，财政使始终是政事堂排名前三的宰相。
而随着税改的展开，财政司借着改革这阵风，财政司的权威进一步得到强化，财政使的地位自然也是蒸蒸日上，有成为朝廷继政事堂、枢密院之外第三驾马车的趋势。
这样一个权势名利兼具，又如此要害的部司，其主官的位置，自然引得大汉的高层们竞相追逐，凡是有资格的人，都行动起来了。
而要成为财政使，至少需要具备三点素质。其一，资历威望足够，没有这两样，其他都是白搭；其二，能力足够，这是智者见智；其三，年富力强，精力充足，财政司在一年出头的时间内，连续发生三名高官变动，沈义伦老，王著罢，王祐卒，新任的计相需要提供一定的稳定保障，保证财政司在足够时间内的持续稳定。
数来数去，人选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了，而其中，最具竞争力的，自然是中书侍郎赵匡义了。自赵普复相，再加上一些隐讳的缘由，赵匡义这短时间的日子很不好过，可以用郁郁寡欢来形容。
同时，没有了赵匡胤的托底庇护，赵匡义也不得不小心谨慎了些，这一年来，十分低调。不过，这份韬光养晦，在财政使出缺后，被打破了。
王祐的病故，让赵匡义看到了朝局变动，财政使的位置，则被他视为破局的良机。一旦拿下这个位置，不仅重新掌握实权，还能进一步奠定他在朝中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