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刘皇帝如今的心态，面对这样的情形，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绝无半点后退之可能，此番倘若让步了，那今后便只能一退再退，在这种原则性的问题上，对那群官僚是不能有丝毫妥协的，否则后患无穷。
君权与臣权，从来都是相爱相杀，此起彼伏。到此为止，刘皇帝则更加确信他此前的猜忌，这群官僚，根本目的就是自己，就是想要限制皇权，约束他的权力。
而老皇帝已经不像从前，他是丝毫不掩饰自己对权力的眷恋与掌控欲，谁想要在这方面动歪脑筋，那只会迎来他严厉打击，那蒋穆之死，就是个警告。
只不过，一些人并没有太当回事，或者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得据理同刘皇帝挣扎一二，妄图用政治规则以内的方式解决问题。然而，如今的老皇帝，哪里还是讲道理的人，此事在他心中，只剩下猜疑、忌惮与愤怒，只剩下那些失去理性的诛心之问。
如果说一开始，刘皇帝还没有开杀戒的打算，那么当“二十八臣”的名声传到他耳朵里后，那杀意几乎要沸腾了。包括对张逊、吕蒙正二人，也是如此，甭管此前有多欣赏与看重，在一个独夫的心中，都是微不足道的。
实事求是地说，不管是杀将穆，还是将张、吕等人下狱，刘皇帝这种种行为，对朝廷体制的伤害都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说，刘皇帝在掘他几十年建立的那套充满理性、相对追求公平的制度。
可以想见，当皇帝自己都不在乎规矩的时候，对国家朝廷、对江山社稷，会造成怎样恶劣的影响。这种影响，或许不会如烈火浇油那般爆裂，但其深远沉重是难以计量的。
建立一套制度与规矩已经不容易，使之深入人心、为大众所接受，则更需要漫长的时间，然而，想要动摇其根基，或许只需要老皇帝一个极限心理状态下的任性就可以了……
对于这些，太子刘旸也是一直关注着的，也为之大感忧虑。大汉能有今日，实在不容易，那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方才成就的气象。刘旸也实在不愿意刘皇帝因一时之怒，而影响到朝廷大局，坏了制度，毁了声名，寒了人心。
事实上，此前对吕、张等人的行为，刘旸同样也只是谨慎地表示关注，不支持，也不反对，准备观时待变。只是，这局面的变动，有些过于迅速，让刘旸都有些应接不暇，何况他人。
刘旸对王继恩并没有太大意见，这个老太监，奸是奸，能是能，虽无多少操守，但对皇家也是真忠，对自己也一向恭敬，办差很少打折扣，若论做事能力，胜过朝廷绝大多数的官僚。
而撇开王继恩不谈，皇城司这些年的行事作风，以及造成的各种乱象与恶端，刘旸心中当然是有看法，嘴上不提，不代表心中不想。
当然，更重要的，是从上位者的角度审视，刘旸明显感受到了由于皇城司猖獗的这些年，而造成的勋贵、官僚对其的愤怒。
从统治安全、人心安定来说，勋贵与官僚，这两大大汉的精英统治阶层，需要安抚，可以对王继恩与皇城司采取一定措施。
但是，刘旸可不是刘晖，他对皇城司的认识可要深刻得多，即便要对皇城司进行整饬，也是要在保证其稳定战斗力的前提下，目的也是让其更好地为皇帝、为天家服务。
作为嗣君，取缔皇城司，除非他脑子瘫了，才会支持这样愚蠢的建议。皇城、武德这两大特务组织，武德司势力影响范围要更广阔，但皇城司对皇帝驾驭群臣的作用却更大，因为其职责是监察京畿舆情及内外臣子。
倘若没有皇城司，老皇帝如何能安居紫微城？还不知会被下面的臣子欺瞒成什么样子！基于这样的认识，就算刘旸今后登基了，对皇城司也是要用的，怎能可能自毁耳目，自断爪牙？
因此，刘旸如今的心态是很有些矛盾的，一方面他对张、吕等大臣掀起这场风波感到恼火，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看到刘皇帝对他们采取过激的措施，那样于国无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