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已经有意识地对汉军做着约束，但那只是大的方面，秋毫无犯是不可能的，即便率先攻入扬州的赵匡胤军，在赵匡胤的严厉约束下没有大肆抢掠，但实际上仍旧有“打草谷”的行动，这还是和契丹人学的。有些战争规则，是轻易挑战不得的，否则就容易引起变乱。
小民没钱，商贾富农总能“借”点吧；郡望贤达不便轻动，那些不服王化的顽固份子总要抄家灭族的；官仓府库中的东西不能动，“战场缴获”将士们是总要分一杯羹的。
因此，在淮南战争中汉军所取得的一切斩获，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朝廷占大头，军队占小头，剩下一点留给新成为大汉辖地的淮南道。
而像康宁这样的人在其中，则是跟着朝廷与军队吃点残羹冷炙，喝点残汤剩水，但即便如此，那也足够其吃饱喝足，甚至撑破肚子。
看看康宁在淮南之战的半年多时间里都做了些什么，除转运辎重之外，就地“组织”民夫丁壮援军，筹集军需，甚至还杀过唐军败卒子，看守过俘虏，维持过城市治安……
战争从一方面而言，是耗损巨大的，但从有些层面来说，却又是一个暴利生意。作为胜利的一方，参与其中的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饱食一顿，受到损失与伤害的是惨兮兮的江南朝廷与江北淮南成千上万的百姓。
而康宁仅仅通过从官军将士手中收取各种“战利品”，毕竟哪怕排除上交的部分，基层官兵们手中掌握的东西数量也是巨大的，当初汉军在淮南，不说刮地三尺，一半总归是有的。
对于将士们而言，相比于金银钱帛这样的浮财，有许多东西都是不方便携带，更是行军的累赘，最好是能变现的，而康宁恰好满足了一些官兵的需求……
在这个过程中，他赚取些利润，是合情合理的，而一般的丘八，也不在乎交易背后的弯绕，只关注拿到手的钱财。
在淮南之战结束，大军凯旋，能活着回京的官兵都是腰包鼓鼓，同样的，有不少京城商贾看中那些“战利品”，就连三司使都得拿出一部分战利品变卖以弥补财政，准备抚恤犒赏。
而这样的生意，像康宁这样的聪明人，早在淮南就已经干过了。
有淮南之战的经验，后续干起这些事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取荆襄，收湖南，灭孟蜀，都是一般的模式，哪怕是当时已经一片凋零的湖南，都让康宁搞了不少“特色产品”，而平蜀之后那场变乱的背后，则是一场饕餮的狂欢盛宴，入蜀汉军们平叛立功，似康宁这样的“官商”则像秃鹫一般啃食这大军犁过剩下的腐食烂肉。
一直到第一次北伐时，大汉的财政已经宽裕不少，也开始打富裕仗了，那时候为满足北伐军辎的转运需求，通过民间车船商队分担压力，规模也更大，在价钱上也让利了。
但那时，已经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参与进去了，有资格的除了康宁这样的上车早的，就是由一些背靠权贵抑或干脆就是退役官兵组成的商队，而那些散船、散车，只是通过这些人拉活罢了。
当然，这仍旧只是一种运力上的补充，他们效率更高，损耗更小。只是朝廷不可能把关键物资以及大军后勤寄托在这些商贾商队身上，最主要的还是辎重部队，以及几十上百万的地方民丁，这些可是丁役，朝廷在前期基本只需要承担转运路程上的损耗，等战后才需根据情况发放一定抚恤。
而与过去发战争财有所区别的是，在第一次北伐战争中，康宁很克制，因此避免像一些肆无忌惮的商人那般被安上囤积居奇、乃至通敌叛国的下场，财产尽没不说，还家破人亡，永世沉沦。
康宁发力，是在战后，帮助打扫战场，尤其是南口、锦州这样的大战场，其中残存、遗漏的，可有不少好东西，敏感的东西不敢碰，但军民两用的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整理。
在汉军很多战役之后，一些普通的剩余物资，都是直接分给随军民夫以及当地百姓的，就更别提损坏的粮、木、衣、铁，死伤的马匹牲畜了。
如此风雨三十年，等大汉一统南北，北逐契丹，天下逐渐安定下来之后，康宁所积累的财富已经是十分可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