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则用来体察民情，半天待在城内的鱼行，沾了一身腥味，半天待在走货通道，与门吏、税吏一道，观察他验货、收税，默默地体会着江夏这座城市的发展，感受着它运转的节奏。
这本不是座大城，而今却是翻天覆地，进而容纳十万人，这是如何做到的！以当前大汉社会的生产力，每一座大城的供应，代价都是巨大的，江夏没有政策优势，上下都得考虑成本，是怎么突破道道难关，一步步发展至如今。
仔细研究下来，根本原因，或许还是生产力的进步，过去几十年，朝廷在民生上还是做了少事情的，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直道的修建就不提了，四通八达、连接各大中城市的道路，是大汉高效运转的保障之一。
在衣食方面，更是苦心孤诣，粮种的不断改进，堆肥技术的改良，生产工具的大规模打造，畜力的大规模使用，占城稻的大规模引进与种植，海外资源的掠夺，等等，都大大提高着大汉的基础物质水平。
至于棉花，从引进、培育、发展、改良，逐步扩大成为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产业，朝廷除了投资钱粮、人力、土地，还用数以十年计的时间来保驾护航，等待其发展成熟。
而对棉纺织技术的大力推进，不吝重赏，更是效果显著，自南到北，各种本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时代的纺织机冒了出来，对这方面，老皇帝虽然不懂，但只需要知道这些工具大大提高了棉纱、棉布的生产效率即可。
最早被卢多逊从西域带回的两个棉农，已然在大汉发展成了两大棉花家族，改良棉纺工具、技术者也成为了棉纺贵族，都是犒劳他们在此行业中开天辟地般的功劳。
像进献儋州改良纺织技术的周仁浚更是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一路升迁，如今已是河东道布政使，河东那是什么地方，不用多说了。
这些，都是老皇帝颁发的“生产力进步奖”。
全国范围内，大修水利，鼓励诸道州因地制宜，兴修水库，疏通沟渠，如黄淮地区，一些修修补补工作仍在断断续续进行，清淤排沙、植树固堤更是每年的“必修课”。
各县里设立专事农牧生产技术的农所，乡里派驻农吏，指导生产，具体效果如何暂且不提，但都是朝廷有作为的证据。
同样开历史之先河，科举设立农科、工科，从根本上改变两者的政治地位，而不再是名义上的“士农工商”。
只不过，不管是出身工农，还是修习农工学问技术，当了官就基本脱离了原来的阶层，并且越走越远，并不能真的将其与普通农工一概而同。毕竟，自古以来在中央之国，只有两种人，权贵与其他。
但是，名义上的进步，那也是进步，有些事情，甭管事实如何，表面功夫，就是该做足，并大力宣传，能够落实于制度，本身就具备积极意义。
总而言之，大汉朝廷在生产力的提升上，还是想方设法、费尽心机的，极大地丰富了大汉的物质基础。
若没有这些，单单靠放松的营商环境，靠商品的流通，大汉城镇发展能够到如今的地步，那也是痴人说梦。
于鄂州，或者说江夏而言，也正是赶上了一个治世，国家整体又处在一个昂扬向上的态势，再兼地利人和，方才崛起了这么一座长江大邑。
当然了，江夏这边也不全是真善美，假恶丑同样很多，阳光越艳丽，阴影也就更深重，繁荣往往也是罪恶的温床。更深入的情况，老皇帝没精力也没心思去了解，但他能够看到的，还是江夏的普通士民百姓，日子过得还忙碌而紧张。
不过老皇帝也不会同情心泛滥，在他如今的观念里，人是分三六九等的，人生在世，各安其位，既然是普通人，就要谨守普通人的本分，承受普通人的辛苦劳碌，这是整个社会运转的一环。
身为下人，若是只想着获得上人的待遇，那既不切实际，也容易滋生问题，影响社会稳定。能够给下人，保留一丝通过拼搏奋斗跻身上人的可能，就已经是最大的公平了。
只不过这一点，是目前朝廷做得并不算好的地方，毕竟，权贵们恨不能把所有的好处都薅到自己盘子里，怎么可能愿意给下人留出空间，当然这就属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了。
